姚燧以散文创作著称，这些创作大致可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二者在总体上有一致的艺术风格。最突出的特点是讲究文章气势的刚劲雄豪，如《卢威仲文集序》中对卢威仲的叙述就很有代表性：“甲辰一疏，夺权臣而褫其气，蚕织而蟹匡，范冠而蝉緌。夸者知往之不可恃，悖者知礼之不可失，其有功于名谊如此。垂绅学馆之际，是非必陈，邪正必辨。阙政无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无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号，鉴明而尘至，威仲于是不见容于表著之底矣。”这段文字写来语言古奥而简洁，气势刚劲而雄豪，确实代表了他这方面的风格。

　　姚燧古文创作宗法韩愈、司马迁，主张文气论。在《冯氏三世遗文序》中，他说：“夫人之言为声，声源于气。中顺之气劲，故其辞简洁而峻清；右部之气和，故其辞温厚而优柔；通议之气粹而正，故其言诞布除拜，吟情托物，诛奸彰善者，划戛陈言，一以经史为师，淡丽而不谀，奥雅而雄深，多体而不穷，视金诸作最为高古，信一代文章之宗也。”姚燧这里的气和曹丕的“气”很接近，指人的禀赋，表现为作者的气质、性情和才调等个性因素，由于作者个性的不同而在文章中形成不同风格。正是由于这种文学理论的指导，才使得他在文学创作时，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个性意识，敢于大胆袒露自己的情怀。

　　姚燧文章的风格适应了元初文学发展的需要，与当时文坛上占有很大势力的元好问的弟子阎、徐、李、孟等的宗宋尚苏的文风不同，相对于他们滑易骫骳的文风有一定的补偏救弊作用，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较强的时代意义，因此很受时人的喜爱。张养浩、吴善在为他文集写的序中就主要表现了对他这方面的推崇。在《桂隐文集序》中，虞集也赞叹地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深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对他文章气势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元史》本传对他文章的评价也主要是着眼于他的这一方面。

　　姚燧文章以语言的古雅深邃著称，这和他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他的这种个性使他在宗宋派流行的文化背景下，在开始文学创作时能顶着周围的压力，面对当时人“不余知”的现实，迎头而上，主张师法古人，为文崇尚高古、格古，致力于文风的改革和创新，用功甚勤，逐渐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语言风格，取得了较高的文学成就，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他的这种创作风格在他晚年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此外，姚燧文章还有一些个性的和特殊的表现。他的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而序记文则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更富有文学性。
今存姚燧诗有147首，既有古诗也有律诗，尤以古诗成就为高。《清明日陪诗僧悟柳山登落星寺》写得颇有气势，可见他在古诗方面也受到韩愈的影响。《京师病中》六首则写得感情浓郁，深挚委婉，是元诗中脍炙人口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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