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家，陆贽的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

　　其次，唐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

　　第三，宠臣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以不实之词进行诬陷，结果唐德宗听信谗言，移陆贽为忠州别驾。陆贽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

　　苏轼则说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宋哲宗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而贽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治乱之龟鉴。”

　　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说：“斯皆治道之急务”，“无片言不合于理，靡一事或失于机，策之熟，见之明，若烛照”。希望皇帝把它“置坐之隅”，以引为鉴戒。直到明清，一些政治家对陆贽仍颂声不绝。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唐室为之再安，皆敬舆悟主之功也”，范文澜《中国通史》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这个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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