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契丹人，耶律倍免不了北方民族的豪爽直率，但由于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已变得外表宽让，一副忠厚长者的样子。他以太子身份失去国主地位，却不曾兴兵征战，最终投奔国外，很明显是受到了“吴太伯让国”的影响。他让位以后长期受到弟弟的压制与监视却少有怨言，与他通晓阴阳之术，受道家玄学影响有关。可以说，中原文化的侵染，使他在皇位的角逐中，抵制住了最高权力的诱惑，表现出罕见的隐忍与退让，最终做出了“让国”的选择。

　　在流亡后唐期间，耶律倍突然变得“刻急好杀”起来。据史书记载，耶律倍在后唐时有嗜饮人血的毛病，疯狂时甚至在姬妾臂上刺洞吸血。奴婢侍妾稍微犯了点儿小错，耶律倍就用火烫她们，甚至挖掉她们的眼睛。他的暴躁脾气把嫁给他的汉妻夏氏吓得魂飞魄散，为防丈夫的辣手，以至于她请求削发出家为尼。史家评论耶律倍这种两极分化的性格时认为，这很可能与他在自己祖国的不幸遭遇密切相关。

　　阿保机对三个儿子的评价是：“长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从中可以看出耶律倍的灵巧，也显示出阿保机对耶律倍的喜爱。

　　《辽史·义宗倍传》最后的“论曰”，高度概括、评价了耶律倍的一生：

　　“自古新造之国，一传而太子让，岂易得哉？辽之义宗，可谓盛矣！然让而见疑，岂不兆于建元称制之际乎？斯则一时君臣昧于礼制之过也。束书浮海，寄迹他国，思亲不忘，问安不绝，其心甚有足谅者焉。观其始慕泰伯之贤而为远适之谋，终疾陈恒之恶而有请讨之举，志趣之卓，盖已见于早岁先祀孔子之言欤。善不令终，天道难诘，得非性卞嗜杀之所致也！虽然，终辽之代，贤圣继统，皆其子孙。至德之报，昭然在兹矣。”

　　此论点首先大力赞扬了耶律倍的“让国”行为，以及他的孝心和爱国热情，又说他之所以会有的这种义举，是因为他深谙孔孟之道，懂得“泰伯让国”的至德和儒家的忠孝之礼；然后对他的惨死表示了惋惜，并认为是他“嗜杀”所遭到的报应；最后说，他虽然有缺点，但他 “让国” 的义举感动了上天，使得他的子孙能够享有辽国的帝位。这种说法虽然有“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对耶律倍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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