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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为政举措

汉景帝刘启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

政治
  ⑴无为而治
  对于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⑵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太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立次兄刘仲(即刘喜)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汉文帝时,吴世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世子砸死。皇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皇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汉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率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盟友东瓯国,被东瓯王所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⑶储位之争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4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①对储位的明争
  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年)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②争储位的暗斗
  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王夫人全名王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信、田蚡、田胜、妹王儿姁,曾嫁金王孙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儿姁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是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元年(前156年),《汉武故事》称其出生于七月初七。
  据传刘彻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史记》记载是其母王夫人“梦日入怀”,当时人视为吉兆。野史《汉武帝内传》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彻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彻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
  景帝四年(前153年),因薄后无子,刘启最初遵照‘立长’的传统立自己的庶长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同时立当时四岁(古代按虚岁计算)的刘彻为胶东王。
  刘嫖是汉景帝的同母姐姐,即馆陶长公主。她希望自己的女儿(俗称陈阿娇)能成为皇后,就想把女儿许给太子刘荣。不料刘荣生母栗姬因厌恶馆陶屡次给景帝进献美女而拒绝这桩婚事。馆陶十分恼火,转而来讨好景帝的另一位宠妾王娡王夫人,要把女儿许配给刘彻,《汉武故事》认为景帝最初并不认同这门婚事(“上未许”),究其原因,可能与陈氏和刘彻年纪有关。
  历代正史野史都不曾记载汉武帝第一任皇后陈氏的出生年月,但一般都认为陈氏是刘彻表姐,这是有原因的。刘彻生于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54年,刘彻虚岁三岁的时候,景帝五子江都王刘非十五岁(《史记·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刘非和景帝四子刘馀同母(推断老四刘馀至少16岁),景帝长子刘荣、次子刘德、三子刘阏于同母(假定老三和老四同岁,老二比老三大一岁,刘荣比老二大一岁),由此推断,此时的刘荣至少也是十八岁了,第二年(公元前153年)刘荣被立为太子,馆陶求亲被拒,此时刘荣至少十九岁,汉代这个年纪早已可以承担延续香火的责任了,陈后此时至少十三四岁方可与刘荣婚配生子。而刘彻此时虚四岁。由此可见,刘彻和陈后年龄相差可能十岁甚至更多。
  陈氏和刘彻订婚之后,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刘彻。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
  王娡王夫人暗中派人催促大臣奏请立栗姬为皇后。前元七年(前150年)十一月,一次朝会上大行官奏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请封太子母亲栗姬为皇后。景帝大怒,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③争储的余波
  后来,中元二年(前148年),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皇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经济
  ⑴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⑵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③加强马政建设
  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文化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民族
  与匈奴的关系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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