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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