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显赫
韩熙载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居于南阳（今河南济源县、淇县之间），春秋时属晋国。至晋末时为避战乱，迁居到昌黎（今河北昌黎）。因著名文学家韩愈自称“郡望昌黎”，遂使昌黎韩氏声名远播，也使许多韩姓之人都以出自昌黎为荣，加之韩熙载与韩愈很可能出自同一远祖，于是后人好事者，便称其为昌黎人了。
至少在唐朝后期，韩熙载家已迁居北海。其曾祖父韩钧，曾任太常卿；祖父韩殷，任侍御史；父韩光嗣，任秘书少监、平卢观察支使。都没有太大的名声。
动荡岁月
韩熙载自幼勤学苦读，后又隐居于中岳嵩山读书，大约二十岁时游学于洛阳，于后唐同光四年（926年）登进士第，此时其年龄大约在二十二岁至二十四岁之间。韩熙载在后唐同光年间考中进士后是否担任过官职，史书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不久，平卢节度使王公俨借口将士挽留，拒不接受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登州刺史任命。李嗣源新任命的平卢节度使霍彦威率军威慑，王公俨才勉强前往登州。同年七月，霍彦威进驻青州，并派兵追赶王公俨，将他杀死。参与此事的其他将士也同时被斩，其中包括韩熙载的父亲韩光嗣。此事迫使韩熙载不得不逃离中原。[4]
韩熙载伪装成商贾，经正阳渡过淮河，逃入吴国境内。韩熙载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他的好朋友李谷是汝阴人，颍州的治所就在汝阴（今安徽阜阳），而淮水的重要渡口正阳镇就在颍州颍上县境内的淮河岸边的颍水入淮处，其对岸便是吴国疆土，交通十分便捷。
关于韩熙载与李谷之间还有一段佳话广泛流传。据说韩熙载与李谷在正阳分手时，两人举杯痛饮。韩熙载对李谷说，吴如果用我为宰相，我必将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答说，中原如果用我为相，我取吴国如同探囊取物。也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后来在书信来往时说的。后来周世宗果然用李谷为相，采用其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而韩熙载在南唐，却无所作为。
坎坷宦途
顺义六年（926年）七月，韩熙载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吴国的都城广陵（今江苏扬州）。为了获得吴国的接纳，他首先向吴睿帝杨溥上了一个《行止状》，类似于投名状，即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投吴原因以及平生志愿等情况，使对方对自己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篇《行止状》至今尚存，《江表志》一书全文收录，后清人又收入《全唐文》之中，写得文采斐然，气势恢宏。虽然是请求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行状，却丝毫没有露出乞求之意，反而显得气势如虹，畅述平生之志。
文章开头用简短的文字介绍自己的籍贯、出身，然后笔锋一转，便说“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得之则佐时成绩，救万姓之焦熬；失之则遁世藏名，卧一山之苍翠”。意在说明帝王选贤用能的重要性，然后便开始介绍自己的才学，“某爰思幼稚，便异诸童。竹马蒿弓，固罔亲于好弄；杏坛槐里，宁不倦于修身。但励志以为文，每栖身而学武。得麟经于泗水，宁怪异图；授豹略于邳垠，方酣勇战”。说自己从幼年便不同于其他儿童，不贪玩耍，励志读书习武，胸藏文韬武略，“争雄笔阵，决胜词锋”。还说自己能“运陈平之六奇，飞鲁连之一箭。场中劲敌，不攻而自立降旗；天下鸿儒，遥望而尽摧坚垒。横行四海，高步出群。”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韩熙载在青年时确有傲视天下之才，胸怀远大的抱负，然而却也极易招致非议，被视为狂妄不羁之徒。
当时在吴国掌握实际大权的是徐知诰，也就是后来的南唐烈祖李昪，韩熙载想要得到重用，必须要首先得到他的赏识。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说韩熙载“年少，放荡不守名检”，徐铉所撰的《韩熙载墓志铭》说他“以俊迈之气，高视名流，既绛灌之徒弗容，亦季孟之间不处”。当时中原之士南迁的很多，大都得到擢用，惟独韩熙载没有被重用，先后充任滁、和、常三州从事，可能跟他给人留下的这种印象有关。好在韩熙载并不以为意，怡然自得，正好游山玩水，吟风弄月。
重新起用
升元元年（937年），李昪完成了禅代，正式建国称帝，才把韩熙载从外州召回南唐的都城金陵，授他秘书郎之职，掌太子东宫文翰。秘书郎，从六品上，其本职工作是掌管国家图籍的课写之事，但韩熙载却被派到太子东宫，可见李昪对他仍然心怀疑虑。从李昪对韩熙载所说的一番话中，也可以看出这个意思，他说：“卿虽然早登科场，但却未经世事，所以命你任职于州县，今日重用卿，希望能善自修饬，辅佐我儿。”
不过韩熙载却不这样认为，后来在李璟即位后，他曾对人说：“先帝知我而不重用，只是因为我是幕客之后。”韩熙载的父亲是观察支使，属于幕职官系列。韩熙载的言下之意是说因为自己门第不高，所以才不能得到李昪的重用，可见他并没有认识到其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李昪本人就出身于社会下层，如何会以门第高低取人？他重用的宋齐丘等许多人，均属于门第不高的庶族家庭，怎么会独独对韩熙载另持一套标准？李昪生活简朴，处事谨慎，不喜张扬，而韩熙载却恰恰相反，性格孤傲，不拘小节，自然难以获得李昪的赏识。可见无论多聪明的人，认识别人容易，真正了解自己反倒很难。
正因为如此，韩熙载对自己的此次升职，并没有心存感激，也不上表称谢。他每日在东宫与太子李璟谈天说地，论文作诗，日子过得倒也安逸。韩熙载在东宫一待就是七年，与太子的长期相处，使李璟对韩熙载的才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对韩熙载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李璟器重
保大元年（943年），先主李昪驾崩，太子李璟即位。因为韩熙载是东宫旧僚，所以李璟即位之始，就任命他为虞部员外郎、史馆修撰，赐绯。员外郎虽然仍是六品的官职，但毕竟是尚书省郎官，在唐五代属于清选之官，升迁的前途较好；唐五代时规定，五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绯（红）袍，韩熙载是六品的官员，按规定不能服绯，所以李璟特意赐绯，这样他就可以与五品官一样穿绯袍了。又因为先主新丧、新帝即位，礼仪繁多，所以李璟又给韩熙载加了太常博士之职。这个官职掌五礼，拟谥号，是国家在礼仪方面的学术权威，可见李璟对韩熙载之器重程度。在此之前，韩熙载除了谈论诗文外，从不过问政事，出于报答李璟的缘故，此时的韩熙载无所隐晦，尽展平生之学，凡应当施行的大事，他都以积极的姿态参预其中。
按照中国古代礼制，凡皇帝死后，都必须给其拟定一个庙号。南唐以唐朝皇室的后裔自居，于是有人认为李昪在唐昭宗之后，其庙号应称“宗”，韩熙载与司门郎中萧俨、给事中江文蔚等，均认为李昪乃是中兴之君，应当称为“祖”，于是遂确定李昪庙号为“烈祖”。在这件事上韩熙载的作为甚得中主李璟的欢心。但是韩熙载并不是善于逢迎的人，所以不可能事事都使李璟满意。
李璟即位之初，便改升元年号为保大。韩熙载认为按照礼制，新帝即位的次年，才可以改元，还说什么“逾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师古，何以训人？”李璟以诏书已颁，不便改动为由，拒绝了韩熙载的建议。虽然韩熙载此举没有得到李璟的赞同，但由于李璟是一个宽厚的人，并不影响他对韩熙载的信任。在这个期间，韩熙载对吉凶仪礼不当者十数事，一一进行了纠正，尽到了太常博士的职责。对于韩熙载的这些表现，李璟看在眼里，遂令韩熙载以本官权知制诰，对他委以更重的职责。
按照唐五代时期的制度，置中书舍人六员，以其中一员掌管起草诏敕的工作，称为知制诰；如果以其他官员掌管这项工作，则称兼知制诰，或权知制诰。韩熙载能任此职，除了表明中主李璟对他的信任外，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他的权力。韩熙载所起草的诏诰，文字典雅，有元和之风，甚得舆论的好评。韩熙载毕竟是书生，一旦得到重用，惟知尽心为国，全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他任知制诰以来，感中主知遇之恩，对于朝中大事，或驳正失礼之处，或指摘批评弊端，章疏连连不断，引起朝中权要的极大忌恨与不满，尤其是宋齐丘、冯延巳的不满，从而使其日后的仕途充满了坎坷与艰辛。
官场风波
保大四年（946年）八月，枢密使陈觉擅自调发汀、建、抚、信等州军队进攻福州，中主李璟惟恐有失，命王崇文、魏岑、冯延鲁等率军共同攻取福州。次年三月，由于诸将争功，加上吴越军队的增援，南唐军队大败，损失惨重。四月，李璟下诏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宋齐丘、冯延巳等从中斡旋，竟然免死，将陈觉流放蕲州，冯延鲁流放舒州。御史中丞江文蔚上表弹劾宰相冯延巳、魏岑怂恿进攻福州，应该治罪，结果反被贬为江州司士参军。在这场战争中，南唐元老宋齐丘与冯延巳大肆鼓吹开疆拓土，对发动这场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韩熙载又与徐铉上表纠弹宋、冯二人与陈觉、魏岑等结为朋党，祸乱国事，并请求诛杀陈觉、冯延鲁等人，以正国法。李璟不得已贬冯延巳为太子少傅、魏岑为太子洗马，但是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冯延巳却被任命为昭武军节度使。
宋齐丘与冯延巳等人本来就对韩熙载不满，韩熙载此举更加深了他们的忌恨。数日后，由宋齐丘亲自出面诬告韩熙载嗜酒猖狂，其实韩熙载并不善饮酒。因为此时宋齐丘党的势力甚大，李璟不得已，只好将韩熙载贬为和州司士参军，不久又调任宣州节度推官。
官复原职
在外州数年后，他才得以调回金陵重任虞部员外郎，等于转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又回到了最初所任的官职。后来从员外郎逐渐升任虞部郎中、史馆修撰。因为韩熙载毕竟是中主李璟当太子时的旧僚，且颇有才华，于是李璟又给他赐紫，即可以穿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色袍服。按照唐制，六部侍郎、中书、门下侍郎等未达到三品的重要官员，如有必要，才可赐紫，而韩熙载仅仅是五品的郎中，便能得到赐紫，说明李璟对他仍然是信任的，同时也为进一步的提升做好了铺垫。果然不久，韩熙载又被提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
自保大十三年（955年）以来，后周大军进攻淮南，连败南唐军队，中主李璟数次遣使求和，皆不能如愿。次年，李璟命其弟齐王李景达为诸道兵马元帅，以陈觉为监军使，率大军抵御周军。韩熙载素知陈觉志大才疏，忌贤妒能，前番统兵攻取福州，损兵折将，致使南唐国力遭到很大的削弱，所以上疏坚决反对。他说：“亲莫过亲王，重莫过元帅，何必再任命监军使！”由于先主李昪在世时，曾一度有意立李景达为太子，此事虽然未能实施，但毕竟在李璟心中已形成了阴影，把兵权交给李景达并不完全放心，所以才派陈觉进行牵制。在这种情况下，韩熙载的劝谏自然不会被采纳，然李璟的固执己见，却为南唐军事的惨败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这一时期南唐军队虽然屡败，但由于后周军队军纪败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激起了淮南人民的反抗，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四处袭击周军；加之周世宗一度返回汴梁，南唐失去的州县又有不少相继被收复。南唐的寿州守将刘仁赡出兵攻击围城的周军得手，杀伤数万，焚毁其器械无数。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刘仁赡派人至李景达驻扎的濠州，请求派大将边镐来守寿州，自己乘胜率军出城与周军决战。由于陈觉的干扰，刘仁赡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刘仁赡愤郁得疾。这时各地周军纷纷撤退，准备集中兵力攻取寿州，南唐诸将请求乘机据险邀击周军，而朝中权要担心事态扩大，不许行动，致使周军安然退至正阳，使寿州之围更加难以解救。李景达虽为元帅，却处处受到陈觉的牵制，军政大权实际控制在陈觉手中，而陈觉拥兵五万，无意决战，将吏畏其权势，无人敢言。正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却发生了南唐大将朱元临阵叛变降敌的事件，致使局面不可收拾。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朱元奉命担任淮南西北面应接都监，他连下舒、和二州，驻军紫金山。朱元善抚士卒，与之同甘苦，每战誓众，慷慨陈词，流涕被面，士卒皆有效死之意。陈觉与朱元不和，密奏朱元不可信，不可付以兵权，中主李璟于是命杨守忠前往代替朱元统军。杨守忠到前线后，陈觉以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至濠州议事，谋夺其兵权。朱元闻知，悲愤欲自杀，其门客劝他投降后周，朱元遂率本部万馀人归降了后周。朱元的投降引起南唐诸军崩溃，纷纷沿淮河东逃，被事先埋伏的周军截击，死伤及投降的达四万馀众，抛弃的船舰器械不计其数。李景达、陈觉狼狈逃回金陵，大将边镐、许文稹、杨守忠被俘。寿州援兵断绝，守将刘仁赡忧愤而死，寿州失守。其馀各州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后周战舰直入长江，布列江面。南唐彻底战败，只好割让淮南十四州给后周，并称臣纳贡。
中主李璟不听韩熙载的劝谏，终于酿成战败的大祸。从此南唐积贫积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为了躲避中原王朝的威胁，李璟被迫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郁郁寡欢，终于一病而亡。
李煜时期
后主李煜即位后，任命韩熙载为吏部侍郎、兼修国史。不久因为改铸钱币之事，韩熙载与宰相严续争论于御前，韩熙载辞色俱厉，声震殿廷。后主因其失礼，改授秘书监。不到一年，又再次任命他为吏部侍郎，并升任兵部尚书、充勤政殿学士承旨。后又因为其旷达不羁，放纵声色，被人弹劾，贬为太子右庶子、分司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上表乞哀，于是又被留了下来，重任旧职。
这一时期韩熙载仍不改其狂傲的性格，由于后主李煜生性宽仁厚爱，凡事皆能容忍，君臣之间尚能相安无事。比如后主纳小周后时，在宫中大宴群臣，韩熙载却赋诗讽刺，而李煜未加谴责。有一次，李煜狩猎于青龙山，返回金陵后，亲自到大理寺复核关押的囚犯，多有赦免者。韩熙载再次上书进谏，认为此事自有司法部门负责，监狱非君主所应入之地，要求后主自罚钱三百万以充军费。后主也没有怪罪于他。开宝元年（968年）五月，韩熙载撰成《格言》五卷、《格言后述》三卷，进献给后主李煜，并上疏“论刑政之要，古今之势，灾异之变”。李煜读后非常赏识，遂升任他为中书侍郎、充光政殿学士承旨，这是韩熙载生前所任的最高官职。
韬光养晦
韩熙载本来家财颇丰，除了每月丰厚的俸禄收入外，由于他文章写得极好，文名远播，江南贵族、士人、僧道载金帛求其撰写碑碣的人不绝于道，甚至有以千金求其一文者，加上皇帝的赏赐，遂使韩熙载成为南唐朝臣中为数不多的富有之家。正因为韩熙载家富于财，所以他才有条件蓄养伎乐，广招宾客，宴饮歌舞。家财耗尽后，仍未有所改变，每得月俸，就散于诸伎，以至于搞得自己一无所有。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会换上破衣烂衫，装成盲叟模样，手持独弦琴，令门生舒雅执板，敲敲打打，逐房向诸伎乞食，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有时碰到伎妾与诸生私会，韩熙载便不进其门，还笑着说不敢打扰你们的好兴致。以至于有的伎妾夜奔宾客寝处，其客有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畔着衣裳。”
韩熙载的这种行为，有意造成了放荡不羁、不堪重用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仅靠游戏般的乞讨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不能度日、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向后主上表哭穷，后主李煜虽然不满，但还是以内库之钱赏赐。于是韩熙载索性不再上朝，被人弹劾，贬为右庶子，分司于南都，即于洪州安置。韩熙载遂尽逐诸伎，一面单车上路，一面上表乞哀，当后主将他挽留下来后，以前所逐诸伎又纷纷返回，韩熙载也重新回到了以往那种纵情声色的日子。后主李煜感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韩熙载才华横溢，也曾经立志报国，却放荡到如此地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颇多猜测。后主李煜曾经想拜韩熙载为相，这在《宋史》、《新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陆游《南唐书》等诸多典籍中都有所记载，应该是确实无疑的，这也很可能是李煜派人去韩熙载家绘制夜宴生活图景的原因。在诸多的传闻之下，李煜颇想知道真相，以便确定是否重用。顾闳中大概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使命，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还有一种说法，见于《五代史补》，说韩熙载晚年生活荒纵，毎当延宾客请谒，先让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笏，无不曲尽，然后韩熙载才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同时还有医人及烧炼僧数人，毎次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后主李煜知道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因为韩熙载是朝中大臣，不想直指其过，于是命待诏画图以赐之，使其自愧。不管怎么说，从这一点来看，后主李煜了解韩熙载夜生活的目的，都是出于善意，或欲重用，或欲促其能有所改正。
关于韩熙载纵情声色、躲避拜相的真正原因，陆游《南唐书·韩熙载传》与《钓矶立谈》等书均说：韩熙载“认为中原王朝一直对江南虎视眈眈，一旦真命天子出现，我们连弃甲的时间都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能够接受拜相，成为千古之笑谈？”在这一时期，韩熙载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完全破灭了，而且亡国当俘虏的命运迫在眉睫，个人内心和客观现实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与痛苦在折磨着他，使他除了以声色自娱来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别无出路。这就是我们看到《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在欢宴时，非但不是心情欢畅，反而表现出悒悒不乐、心情沉重的表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韩熙载在六十九岁的时候死去，那一年是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七月二十七日（8月31日）。尽管也有野史记载他是被谋害致死的，不过这些均为无稽之谈，不足于采信。韩熙载死时毕竟已经六十九岁了，在古代社会已经算是高龄了，加上其晚年纵情声色，心情又非常郁闷，寿终正寝还是非常有可能的。
盖棺论定
韩熙载死后，后主李煜非常痛惜，欲赠其同平章事的官职，遂问左右前代是否有这样的先例，左右回答说以前刘穆之曾赠开府仪同三司。于是下诏赠韩熙载左仆射、同平章事，即宰相之职，谥曰“文靖”，这在古代已经是极好的谥号了。韩熙载死时家里已经非常贫穷，棺椁衣衾，都由后主赐给。后主又命人为其选择墓地，要求必须选在“山峰秀绝，灵仙胜境，或与古贤丘表相近，使为泉台雅游”。后来将他埋葬在风景秀美的梅颐岭东晋著名大臣谢安墓旁。李煜还令南唐著名文士徐铉为韩熙载撰写墓志铭，徐锴负责收集其遗文，编集成册。这种待遇对于臣下来说，可谓荣耀之至了。
不惧权贵
韩熙载平生不惧权贵，性格诙谐，宋齐丘势盛时，自以为文章华美，盖世无双，好给人撰写碑志，而韩熙载因为八分书尤佳，所以每逢此类事，都由宋齐丘起草文字，而由韩熙载进行缮写。韩熙载每次承担此事时，都用纸塞住自己的鼻孔，有人询问何故？答曰：“文辞秽且臭。”韩熙载还有一个长处，就是喜好奖掖后进之士，因此时常有人投文求教，当遇到那些文字低劣的文章时，他遂令女伎点艾熏之。当见到求教者时，故意批评说：“怎么您的大作这么多艾气啊！”据载其出使中原时，有人问道：“江南人为何不食剥皮羊？”韩熙载回答说：“这是江南多产罗绮的缘故。”当时问者还没有弄懂其意，等到后来醒悟过来，韩熙载已经离去多日了。原来当时南吴国君主姓杨，北方后周君主姓郭，故后周人以“剥皮羊”为喻：你们南吴国为何不杀姓杨的国君？这和当时吴越国人以砍柳树隐喻“斫杨头”来咒骂南吴国君的行径如出一辙。韩熙载以“罗纨”为喻，暗射“裹丝”两字，谐音“郭死”，刻骨而不露。
陶谷赠词
后周年间，陶谷出使江南。他容色凛然，不苟言笑。南唐宰相韩熙载对亲友道：“陶谷并非端介君子，我有办法让他原形毕露。”他让歌妓秦弱兰扮作驿卒之女，旧衣竹钗，每天早晚在馆驿中洒扫庭院，果然引诱了陶谷。陶谷赠送艳词《春光好》，词云：“好因缘，恶因缘，奈何天，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数日后，南唐中主李璟在澄心堂设宴招待陶谷。陶谷岸然危坐，作矜持状。李璟便将秦弱兰唤到席间，命她演唱《春光好》。陶谷羞惭之下捧腹大笑，连酌连饮，最后醉倒狂吐。南唐君臣都对他鄙薄不已，在他回国之时只派几个小吏在郊外设薄宴相送。当陶谷回到京师汴梁，《春光好》之词早已传遍朝野，而他也因这一外交桃色丑闻始终不得重用。关于此事，宋人周所撰的《清波杂志》认为可能不实。尽管如此，由于这则故事颇能反映韩熙载为人处事的风格。
夜宴图
韩熙载因是北人，始终没有得到重用。李煜刚即位时，猜忌心很重，鸩杀了很多从北方来的大臣，韩熙载为逃避李煜猜疑而故意纵情声色。李煜对韩熙载的放荡行为很不满意，就派画家顾闳中潜入韩家，仔细观察韩的所作所为，然后画出来给他看。这幅画今天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即名为《韩熙载夜宴图》。
画中的主要人物为韩熙载，画中的其他人物也大多真有其人，如状元郎粲、和尚德明等，都是韩熙载的常客。画卷里，韩熙载虽放浪形骸，但始终双眉紧锁，难掩忧心忡忡。桌案都比较低矮，正是由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的过渡时期，琵琶箫鼓、秀墩床榻，室内的陈设器物无不体现了时代的特点。《夜宴图》采用了中国传统表现连续故事的手法，随着情节的进展而分段，以屏风为间隔，主要人物韩熙载在每段中出现。通过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