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於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泛举家檐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兒，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於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之言。其论说始若诡於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不好徼名於世，不为利害见将。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不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於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锺。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氾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无罪见陷，胡不自陈？羊胜之徒，摩口膏舌；邹阳自明，入狱复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危，不广不见削，不盈不见亏。士兹多口，为人所陷，盖亦其宜。好进故自明，憎退故自陈。吾无好憎，故默无言。羊胜为谗，或使之也；邹阳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见之，故归之於命，委之於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钧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淡，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或曰：“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为乘田委吏，无於邑之心；为司空相国，无说豫之色。舜耕历山，若终不免；及受尧禅，若卒自得。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垂棘与瓦同椟，明月与砾同囊，苟有二宝之质，不害为世所同。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苏秦精说於赵，而李兑不说；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孔子失马於野，野人闭不与，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懿。俗晓〔形〕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鼽咳，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礼有所不彳侍，事有所不须。断决知辜，不必皋陶；调和葵韭，不俟狄牙；闾巷之乐，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须，而又不宜。牛刀割鸡，舒戟采葵，鈇钺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磋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铨。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
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於简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且名白，事自定也。
《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後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於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充书违诡於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众。”
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侍坐於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郑为人悲；礼舞，於赵为不好。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宁危之计，黜於闾巷；拨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了於耳，则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则篇留於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又不美好，於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暇秽。《吕氏》、《淮南》悬於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稻谷千锺，糠皮太半；阅钱满亿，穿决出万。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充书既成，或稽合於古，不类前人。或曰：“谓之饰岁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论道，实事委琐，文给甘酸，谐於经不验，集於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後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後称工巧也。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声，皆快於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答曰：有是言也。盖〔要〕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於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或〔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於事，力未尽於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於身？众多欲以何移乎？”答曰：材鸿莫过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树，接〔淅〕，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与之等，偏可轻乎？且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遇者则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魄。比以偶合称材量德，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身贵而名贱，则居洁而行墨。食千锺之禄，无一长之德，乃可戏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过，未足以为累也。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蹠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於彼为荣，於我为累。偶合容说，身尊体佚，百载之後，与物俱殁，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遗於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德汪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氵窟而泉出，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於一世，名传於千载，乃吾所谓异也。
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於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答曰：鸟无世凤皇，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有以放贤，是则〔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不能程。是故罕发之迹，记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铭。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迹，百载异发。士贵雅材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榜奇人。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谲出君山。更禀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後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逾迈，俦伦弥索，鲜所恃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徂，愚犹沛沛，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後。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
译文
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贯在魏郡元城，又姓孙。
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汎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
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庄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气派。父亲没有打过他，母亲没有责备过他，乡邻没有指责过他。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里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为有过失而脱去衣服受责打，或者因为字写得难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书法日见进步，又没有什么过失。学完了识字书写课程，就离开了教写字的老师，去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字。读通了经书，品德也修养好了，就又辞别经师而去自己专门研究，王充一写出文章，就得到许多人的好评。所读的书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虽高但不喜欢随便写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与人谈论对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话。他的言论初听时似乎很古怪，与众不同，直到把他的话听完了，大家才认为说得很正确。王充写文章也是如此，行事为人和侍奉尊长也是如此。
王充在县里的职位是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职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务，最后到州里做过从事史。王充不图在社会上出名，不为个人的利害去求见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专爱推荐没有作官的读书人，给已经当了官的人开脱过错。自己认为不好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人家有了过失，即使不为他开脱，也不会再去陷害他。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众人聚会坐在一起，不问到自己便不说话，被长官接见时，不问到自己就不作声。在乡里闲居时，仰慕蘧伯玉的气节；在朝廷做官时，就崇拜史子鱼的操行。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而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兴，丢了官也不特别悔恨。处在逸乐之中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在贫若的时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气节。爱广泛地阅读古书，喜欢听不同于流俗的言论。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世俗传说，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于是就深居简出，考查论证世书俗说的虚实真伪。
王充为人清高稳重，结交朋友很注意选择，从不随便与人结交。结识的人地位虽卑微，年纪虽轻，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于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结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欢滥交一些庸俗之辈。因此，有些庸俗之辈，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过失，匿名攻击陷害他，但王充始终不去辩白，也并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有人说：“你既然有很好的才干和出奇的文才，又是无罪而被陷害，为什么不自己申辩呢？过去像羊胜那样的人，鼓动唇舌，使邹阳下了狱，邹阳自己上书申诉，结果就获得了释放。如果自己真有完美的德行，那就不该被人攻击；既然能够替自己申诉，那就更不该被人冤枉。”王充回答说：不清洁的东西就不存在被污染的问题，地位不高就不会被人危害，面积不宽就不会被削减，装得不满就不会被损耗。有才能的人受到各种攻击诽谤，被人所陷害，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去自我表白，怕丢官的人才去自我申辩。我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丢官，所以就沉默不言。羊胜说坏话，是有某种力量促使着他；邹阳免于祸难，是有某种力量解救了他。孔子是讲命的，孟子是讲天的，吉凶和安危，都不是人所能及的。古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它们归之于天命，归之于时运，就能胸怀宽广，内心宁静。什么也不埋怨。有了福，不认为是靠自己得来的；有了祸，也不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所以偶尔升了官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得意，偶尔降了职也并不因此而格外丧气。不因嫌弃贫贱而去追求富贵，不愿回避凶险而去寻求平安，不卖弄聪明以取得禄位，不用假意辞官来骗取名声，不因贪图升官而表白自己，也不因怕丢官而怨恨别人。把安与危、死和生看成是一样的，把吉与凶、成和败看成是同样的，这样就是遇到十个羊胜，也无妨害。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天，所以不去表白自己。
王充的性情淡泊，不贪图富贵。当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时候，不因官大而高兴；当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职罢官受压抑的时候，也不因职位低而怨恨。几次被任为县里的小吏，也没有挑选而不愿干。有人说：“你心胸那么高而行为却一般，专门交结气味相投的人，做官也不计较地位，这岂不是玷污了你的节操败坏了你的品行吗？叫人家向你学习什么呢？”王充回答说：值得人们学习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孔子做官，是最不挑选的人。当他做乘田、委吏的时候，没有不高兴的心情；当他做司空、相国的时候，也没有欢乐的表现。舜在历山耕种，就像将要那样过一辈子；等到他继承了尧的天下，又像是本来就该这样似的。人所担忧的应该是德行上的不足，而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低；人们感到耻辱的应该是名声不清白，而不该耻于官职得不到提升。垂棘之玉同瓦片放在一个匣子里，明月之珠同碎石装在一条口袋里，如果有这两种宝珠的品质，是不怕被世人与瓦片和碎石混同看待的。世人如果能识别什么是好人，那么好人即使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仍然是尊贵的；世人如果不能辨别好坏，那么即使你地位再高，也仍然是耻辱的。如果能做到地位低和地位高的时候操行一样，身分低贱和身分尊贵的时候品德相同，这就可以了。
社会上一般人的情性都是好向上爬而不愿向下降，专门巴结那些得势的而背弃那些失势的。当王充被提拔做官的时候，许多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在他身边；当王充被免职，贫困家居的时候，连原来的朋友也背离而去。王充为了记述俗人的忘恩负义，所以在家闲居的时候写成了《讥俗节义》十二篇。希望俗人读到这本书以后能有所觉悟，因此文章的主旨很明显，并且掺杂了很通俗的语言。有人指责我的文章浅薄。王充回答说：拿圣人的经典给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论说给山野的人听，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因此没有不被顶回来的。所以苏秦用精深的学说去赵国游说，结果李兑听了不高兴；商鞅起初用王道去游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却不愿采纳。凡是不符合人们内心所追求的东西，即使你说的尽是尧舜之言，那也如同用酒饮牛，用肉喂马一样无用。所以那种华丽深奥的言辞，适用于大人君子而不适用于小人庸夫。人们不得已而勉强来听，能听进心中的人是很少的。孔子在野外丢失了马，被人家扣留了，子贡用美妙的言辞去劝说反而使对方更加愤怒，后来孔子的马夫用幽默诙谐的话去劝说，对方却认为讲得很好心里高兴。一般人只懂得浅显的话语，勉强用高深鸿大的文章让他们读，就如同用仙丹妙药去治疗鼻塞咳嗽，穿着貂皮狐皮做的衣服去砍柴挖野菜一样。况且礼节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讲究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这样做。判决罪证明显的人，不一定要皋陶才行；烹调葵韭一类的菜蔬，也不一定要等狄牙来做才行。民间作乐，不一定用《韶》曲、《武》曲；乡村里祭祀土地神，也用不着三牲齐备的供品。既有不必要的问题，又有不适宜的问题。用宰牛刀杀鸡，用长戟挖野菜，用大斧削筷子，用盆罐当酒杯，这些都是大小失当，认为这种做法适当的人很少。怎样才算口才好呢？能用通俗的语言进明深奥的道理就算好。怎样才算才智高呢？能用容易懂的语言说明难懂的问题就算才智高。贤圣能衡量读者对象的才能大小，所以能写出适合他们程度的、深浅不同的文章。
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写了《讥俗节义》；又忧虑君王治理国家，只是想统治老百姓，而没有合适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写了《政务》这本书。王充又痛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伪书俗文，内容大多不实事求是，所以又写了《论衡》这本书。自从圣贤死后，他们所讲的道理就发生了分歧，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学者自立门户各成一派，就是博古通今的人读了他们的书，也不能断定是非真假。这些伪书俗文都是久远听闻代代相传的东西，有用笔记下的，有用耳听来的，都是些上百年的东西。经过的时间越是久远，认为都是过去古代的事情，所说的大都是对的，对这些东西信得刻骨铭心，而不能自拔出来，因此我写了《论衡》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对问题的辩论很激烈，对于一切浮华虚伪的言论，无不加以澄清订正。目的是要消除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保存敦厚朴素的本质，矫正当时流行的不良风俗，恢复伏羲时代那种纯朴的习俗。
王充的书浅显易懂。有人说：“善辩的人讲出来的话很深刻，擅长写文章的人他写出的文章就深刻含蓄。考察一下经典上的文章，圣贤的言论，都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下子就看明白，现在阅读它的人，必须依靠注解才能读得下去。这大概是由于圣贤的才智博大，所以他们说话，写文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不靠玉工和珠师，谁也没法采到。因为宝贵的东西都是隐蔽而不外露的，所以考辩真伪的言论也应该深奥难懂。《讥俗节义》这本书，是想使俗人觉悟，所以它的主旨清楚，是些通俗易懂的文章。而《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呢？莫非是你的才能浅薄到了极点，根本写不出含蓄深刻的东西来吗？不然你的文章那么浅显，和那些经典截然不同呢？
王充回答说：美玉本来隐藏在石头里面，珍珠本来蕴藏在鱼腹之中，所以都隐而不露。等到美玉从石头中剖出来，珍珠从鱼腹中取出来，难道它们还隐蔽着吗？当我的文章没有写在简札上，还隐藏在内心的时候，就像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一样。等到文章一经出于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从石头里剖出珍珠从鱼腹中取出一样了！它的光辉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灿烂，条理像地上的山脉河流一样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全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况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论述的事情也就确定无疑了。《论衡》这本书，就是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开口说话就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动笔写文章就应该力求把文章写清楚。才高学富的人文章写得优美，就在于他用的词语没有人读不懂，文章的主旨没人看不明白。读了这种文章的人，就像瞎子睁开了眼睛，聋子听到了声音。瞎了三年的孩子，一旦看到父母，如果不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会欢喜呢？路边的大树，河边的长沟，由于明显存在，所以没有谁会看不见。如果树不大而且又隐蔽着，沟不长而又隐藏着，指着它们让人看，即使是尧、舜恐怕也会看不清楚。人脸上有颜色的部位据说有七十多个，如果脸颊肌肤明净清洁，各种颜色都很清晰，那么即使是很细微的忧喜情绪，都可以看得清楚，给他相面的人，十个不会弄错一个。如果脸面黝黑丑陋，泥垢老厚而遮盖了脸上的各个部位，给他相面的人，十个有九个要弄错。
写文章如同说话一样，有的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有的深奥曲折隐晦不明，哪一种属于善辩的人呢？说话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说过的话恐怕遗忘消失，所以就用文字记录下来。文字与说话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写文章要把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理疑难案件，廷尉处理有疑问的事情，有的含糊不清，和那办得清楚明白的相比，哪一个是好法官呢？说话以明白流畅为精妙，写文章以宗旨清楚为畅通，公文以明白准确为优秀。深奥隐晦，使人难以明白其宗旨的，只有像“赋”、“颂”这类文体。经传上的文章，圣贤的语言之所以不容易懂，是由于古今的语言不一样，各地的方言不相同的缘故。古人说话论事的时候，并不是竭力要让人难懂，把含意隐蔽起来。后人看不懂古人的文章，是由于时代相距太远了，这只能说是语言不同，不能称古人才智博大。内容肤浅的文章如果叫人难于读懂，这叫做笨拙，不能称为才智高明。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赞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呢！”正是由于韩非的文章可以使人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能引人深思。如果韩非的文章深奥难懂，必须有老师指导才能读懂，那么秦始皇就会把它扔在地上，还有什么赞叹可言呢？写文章的人，应该力求作品读起来通俗易懂而写的时候却很费力，不应该推崇那种读起来晦涩难懂而写的时候却不费力的文章；口头论述要力求解释明白，使人可以听懂，而不能为了追求深奥曲折，使人难于听懂。孟子看一个人贤与不贤，是以瞳人清亮与否作为标准，同样，考察文章好坏，要以道理明白与否作为标准。
王充的著作与世俗见解相对立。有人说：“写文章贵在符合大众的心意，不违背人们的心愿，应该做到百人读了不批评，千人听了不指责。所以《管子》上说‘在屋子里讲论，全屋的人听了都满意，在厅堂里讲话，全厅堂的人听了都赞同。’现在大概你的学说与世人的见解不同，所以你的文章违反俗情，不合众人的心愿。”
王充回答说：议论问题贵在内容正确而不应追求辞藻华丽，记述事情讲究符合实际而不应注重迎合别人。论文是用来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它怎么能不违背世俗人的心理，让人们听了不顺耳呢？众人的意见是错的就不能听从，所以我才排除和贬斥那些虚伪的东西，保存和肯定那些真实的东西。如果要求一切都应当顺从众人的心意，那就完全按照旧常规办就行了，还辩论什么呢？孔子陪鲁哀公闲坐，鲁哀公把桃和黍赐给孔子，孔子先吃了黍然后才吃桃，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进食的顺序的，但是当时左右的人都捂着嘴笑他，这是由于习惯于这种习俗时间太久的缘故。我现在实际上与孔子当时按顺序进食的情形相似，世俗的人反对我，就像当时鲁哀公左右的人捂着嘴笑孔子一样。庙堂上用的雅歌，郑国人认为不好听；典礼上用的舞蹈，赵国人认为不好看。《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春秋五霸不肯看；孔子、墨子的书，季孙氏和孟孙氏不愿读。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一般老百姓所贬低；治理国家的言论，会受到一般人的诋毁。有美味在这里，俗人不爱吃，但狄牙却爱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会抛弃它，但卞和却佩带它。谁对谁不对呢？可以相信的是谁呢？礼仪和世俗相违背，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鲁文公违反祭祖顺序，有三个臣子离开了；鲁定公按顺序祭祖，反而有五个臣子离开了。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明的人不会舍弃，世俗的人不会喜欢；能感动众人的书籍，贤人高兴地称颂它，而愚昧的人却躲开它。
王充的著作不可能完美无缺。于是有人说：“嘴里不该讲让人挑剔的话，下笔不该有让人挑剔的文辞。文章要华丽美好，讲话要雄辩巧妙。话讲得动听，所说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里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读，那样的著作才让人爱不释手。所以雄辩的议论，人们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人们没有不争相传抄的。现在你著的《论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发议论，对世俗的批评就不合常情，又写得不漂亮，读起来很不舒服。师旷所奏的乐曲，没有不优美动听的；狄牙做的饭菜，没有味道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写的书，就没有什么缺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曾悬赏在城门上，观读它的人，没有说过“不”字。现在你的书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虽然又多又长，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谴责和反对。”
王充回答说：养植果实就不注重养育花，修养品行就不在言辞上下功夫。茂盛的草丛中往往有许多落花，茂密的树林中必然会有许多枯枝。我写文章是想公开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谴责和诋毁呢？忙着救火或救落水者的时候，顾不上讲究自己的仪表；辩论是非的时候，也顾不上言辞的美好。下水追捕乌龟，顾不得调整自己的步伐；入深渊中捉蛟，顾不得考虑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辞直截了当，但思想内容却很深远；有些文章虽然言辞甜美文笔尖刻，但思想内容却很浅薄无聊。千钟稻谷，糠皮就要占一大半；上亿的铜钱，坏了钱孔的会有成千上万。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也必然有杂质；书籍文章难免出差错，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用此，再雄辩的言论也会有说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还会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有的人的话像金子一般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之口，有的人的文章像粪土一样是因为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子》、《吕氏春秋》没有一再受到攻击责备，那是因为它们出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有势，所以才能把书挂在城门上；因为有钱，所以才能以千金为赏格。看到这种书的人，个个惶恐畏忌，即使见有不合理之处，谁又敢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
王充的书写成以后，有人拿它与古人的书核对，认为它不同于古人的著作。于是有人就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你的文章却又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平铺直叙。说你是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文章中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照经书既不符合，与传书对比也不相称，和司马迁的著作比不适当，和扬雄的著作归为一类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的相似，怎么说得上好，称得上巧呢？”
王充回答说：修饰容貌强求与别人类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辞造句力求与前人相似，便损害了自己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众人的儿子，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类所生的，他们不一定长得一样，他们各自承受了父母的精气，形成了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与前人雷同才能称为好文章，这就是说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会伤手的人，然后才能称为技艺高明了。文人所做的事，各有各的路子，有人善于雕琢辞句使得文章很精妙，有人爱好辨别真伪以证论事情的真相。如果认为文章的构思必须与前人相同，文章的辞句必须互相沿袭，那就等于要求五帝做同样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样的功业。貌美的人面孔长得并不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动人的歌声音不相同，听起来都很悦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气味不同，喝起来都会醉人；各种粮食的味道不同，吃了都可填饱肚子。如果认为写文章都必须和前人一个样，那就等于说舜的眉毛也应该是八采，禹的眼睛也该是有两个瞳人了。
王充的著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说：“文章以字句简练主题明确为好，说话以语言简要思想清楚为高，长于辩论的人，他的话必然扼要周到；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文辞必然简洁鲜明。现在你所著的新书，超出了万言，繁琐而不省略，读者没有耐心读完；篇幅太多，注释者不能一一领会。你所以落了个“躁人”的名声，是因为文章写得过多就不好。说话简短容易说好，文章长了就不容易写得恰当。玉少石头多，多的就不珍贵；龙少鱼多，少的就必然神奇。”
王充回答说：确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文章再多也不嫌多，华而不实的文章，再少也不算好。只要对社会有用，即使写一百篇也没有害处；如果对社会无用，即使只写一篇也没有补益。如果全都对社会有用，那么就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好。积累了千金，和只有百金的相比，谁是富者呢？所以文章多胜过文章少，钱财多胜过钱财少。世人拿不出一卷，而我有百篇；别人没有写一个字，我却写了上万字，哪一个好呢？现在有人不说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对，而说我的文章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却说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文章，这正是我写的书不能简略的原因。房屋多，占地就不能小；人口多，户口册就不能少。现在失实的事情多，华而不实的言论多，那么指明真实情况判断是非，进行争辩的言辞，怎么能够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而无变化，篇数却要以十为单位来排列，文字要以万数来计。体形大，衣服就不能瘦小；事情多，文章就不能简短。事情多文章就多，水大鱼就多；都城粮食多，街市人就很多。我的书虽然篇幅多，但讨论的问题有上百个。考察一下古代的太公望，近代的董仲舒，他们写的书都在百篇以上，我写的书也才超过一百篇，有人就说太多了，这是因为作者地位低，所以读我书的人，不能不指责我啊！黄河之水波涛滚滚，比起其它河流，究竟谁大呢？重厚的蚕茧，称一下它所出的丝，与轻薄的茧相比哪个多呢？
王充做官屡屡不得志，只能著书表明自己的思想。有人嘲笑他说：“有大材的人之所以可贵，就贵在官运享通，本身被重用主张受采纳，能干出事业建立功名，这才算得上高贵。现在你处世如此潦倒，做官屡遭贬斥。你的才干并没有在事业上表现出来，你的力量也没有在你担负的职务中充分显示，所以只能冥思苦想，写文章著书，言辞再美妙对你自身又有什么好处呢？文章写得再多想以此达到什么目的呢？”
王充回答说：才智鸿富没有能超过孔子的了。孔子的才智不为当世所容，在鲁国遭贬斥，在宋国树下司礼，树被砍掉，在齐国带着刚淘好的米逃跑，在匡地被包围，在卫国被铲掉车迹，在陈蔡被困饿，学生们个个面带菜色。现在我的才智不及孔子，不受重用的厄运，与孔子不相同，为什么偏要因此轻视我呢？况且官运享通的人未必就聪明，卑贱穷困的人未必就愚蠢。碰巧有人赏识就能富贵，没有人赏识就失意。所以禄命好的人，即使是庸人也会尊贵显达；禄命不好的人，即使是奇俊之才也会不得志。如果一定要以是否得志和受重用来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品德，那些做官吃俸禄的人，才智就都胜过孔子、墨子了。身份高贵而名声很坏，说话清高而行事污浊，享受千钟俸禄，而毫无一点优良品德，这种人才是应该嘲笑的。至于品德高尚名声清白，官职低而俸禄少，这不能归过于他们的才能，也不能算作是他们的缺陷。读书人都愿与原宪同往一间房子，不愿同子贡同坐一辆车子；愿跟伯夷同行，不愿跟盗跖走一条路。高洁之士所看重的事情，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所以他们的名声也就不同。他们的身体虽然和草木一样地腐烂了，但他们的名声却同日月一样光辉灿烂，行迹像孔子那样穷困不得志，文章却能与扬雄比美，我以此为荣。有的人身虽显达但才智贫乏，官位虽高但德行渺小，对他们来说认为是光荣，对我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欠缺。靠献媚讨好，即使做了高官得了享受，可是百年以后，就和其他生物一样死去了，名声传不到一代，文章留不下一篇，这样的人即使俸禄很多，可是文才和德行都很浅薄，这不是我所赞赏的。有些人德行高尚美好，智慧深厚鸿富，下笔如急雨一样倾注，谈论像喷泉一样滔滔不绝，他们才能卓越智慧超群，行为高尚而志气不凡，尽管也只活了一辈子，可是名声却流传千古，这才是我所认为的杰出。
王充出身于寒微的家族孤独的门户。有人嘲笑他说：“你的祖辈没有善良美好的根基，又没有一篇文章遗留下来，你虽然写了这种大部头著作，但却没有什么师承渊源，终究算不上高明。气不是逐渐发展而是突然发生这就叫“变”，物没有种类而胡乱产生这就叫“异”，不常有的东西而忽然出现这就叫“妖”，违反众人的意向而突然出现这就叫“怪”。你的祖上是什么样的人呢？你那先辈的名姓不见载于史传。何况你未曾学过墨家的学说，出入于儒家之门，现在忽然写出成千上万字的著作，这该算是一种妖变，怎么能珍视这类文章而加以推崇赞美呢？”
王充回答说：鸟类没有世代相传的凤凰，兽类没有种系相传的麒麟，人没有世代相传的圣贤，物没有经常出现的珍宝。才能高超受到压抑，这是遭遇时运造成的。人才高贵所以才单独出现，物品高贵因此才单独产生。如果文章的成熟总是要对贤人有所仿效，这就等于说醴泉必然出自旧源，嘉禾必然发自老根。杰出人才的出现，卓越文章的产生，风度与世俗不同，俗人因此不能对它加以衡量。所以罕见的事迹，被记载于史书上，少见的东西，常被刻在钟鼎上。五帝不是在一个时代中兴起的，伊尹、太公望也不是出生在同一个家庭。地区相隔千里，事迹各不相同，时代相距几百年，情况也不一样。士人贵在有高尚的才智而不轻易往上爬，不靠出身高贵来取得显赫的地位。母牛黄黑杂色生的小牛纯赤色，并不妨害用小牛来做祭品；祖辈不高尚而后代优秀，并不妨碍后代成为杰出的人才。鲧是恶人而禹却是圣人，瞽叟很坏而舜却神圣。伯牛患恶疾，而仲弓却健康清洁。颜路庸俗笨拙，而颜回却才能超群。孔子、墨子的祖上平凡愚昧，而孔丘、墨翟却是圣贤。扬家家族不显贵，却出了才能卓绝的扬子云；桓家上辈官运不通，却出了桓谭这样杰出的人。这是由于重新禀受了元气而生的人，所以能写出好文章。
元和三年，王充被征召，全家迁往扬州部的丹阳、九江，庐江等地，后来到州里任治中从事史。才能低而责任重大，主管的是检举弹劾，著书的念头，中断多年了。章和二年，辞去州里官职回家闲居。年纪已近七十岁，已经到了告老退休的时候。做官的门路已经断绝，志愿无法实现无可奈何。凡事总有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身体也时好时坏。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日子一天天的逝去，同辈的朋友越来越少，可以依靠的人很少了。生活贫困，得不到供养，心情很不愉快。光阴慢慢过去，又到了庚年、辛年交替之际，虽然害怕死去，但我心里充满活力，于是写了《养性》这本书，总共有十六篇。养育精气保护身体，适量吃饭节制饮酒，闭目塞耳不问世事，爱护精力注重保养，还适当地辅以药物，作作健身操，希望寿命可以延长，短时间内不会老死。既然已经到了晚年无法返老还童，因此只能著书传给后人看。人的寿命，长短有一定的期限，人也和虫物一样，生死有一定的时间。历年写下的东西，托付给谁将它们流传下去呢？最终将进入坟墓，化作灰土。上自黄帝、唐尧，下至秦汉以来，我都以圣人之道为准则，以博古通今的人分析事物的方法，对它们一一进行了评论，像秤一样公平，像镜子一样明亮，一切老幼生死古今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寿命已经不长了，真令人叹息伤心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