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大凡论述事理的人，如果违背了事实而不举出证据，那么，即使道理讲得再动听，说得再多，大家也还是不相信的。我论述圣人不能像神一样先知，在先知的人中间，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预见，这不只是凭空瞎说，也不只是凭才智类推得巧妙。我的这种看法是有证据的，而且可以证明事实确实是这样。有哪些事实可以用来证明它呢？ 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说：“真的吗，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要别人的东西吗？有这样的事吗？”公明贾回答说：“这是由于告诉你的人把话说过了头。公叔文子在该说的时候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的时候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笑；符合礼义才索取，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索取。”孔子说：“难道真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天下的人，能做到像伯夷那样的廉洁，不拿别人一点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不说话、不笑的人。孔子既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作出正确的判断，心有疑问不能相信，又不能看得非常透彻、非常远，以弄清楚事实，问了公明贾之后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孔子不能先知，这是第一条证据。 陈子禽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是他自己打听来的呢？还是人们主动告诉他的呢？”子贡说：“他是凭着温良恭俭让这些美德得来的。”温良恭俭让是高尚的德行。用高尚的德行对待人，人们就亲近他。人们亲近他，那么人们就会告诉他了。既然如此，那么孔子就是由于人们告诉他才了解政治情况的，并不是神而自知的。齐景公问子贡说：“孔老夫子是个贤人吗？”子贡回答说：“他乃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呢？”齐景公不知道孔子是圣人，子贡订正了他的名称；陈子禽也不知道孔子是用什么办法知道政治情况的，子贡确定了它的实情。既然回答齐景公时说“他是圣人，哪里只是个贤人”，那么子贡对子禽也应当说“他是神而自知的，不是听别人说的”。就子贡回答陈子禽的话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二条证据。 颜渊饶火做饭，灰尘掉到饭甑里，想放开它不管饭就不干净了，想把有灰的饭倒掉就要糟踏一些饭，所以就把它挑出来吃了。孔子远远地看见了，认为颜渊是在偷饭吃。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三条证据。 路上有个狂人，把刀戳在地上等着；野泽中有只猛虎，磨着牙在望着。 知道或看到的人就不敢再向前走了。如果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见而继续往前走，那么就会被狂人杀掉，被老虎吃掉。匡人包围了孔子，如果孔子真能先知，那就该早早地换一条路走，以避开这场灾祸。孔子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才遇上匡人，遭了这场灾祸。以孔子被围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四条证据。 孔子在匡地被围困受到威胁，颜渊最后逃出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颜渊一定没有遇害，匡人一定没有弄死他。看到颜渊回来了，才知道他没有死；没有看见他回来的时候，说认为他死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五条证据。 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拜见，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蒸熟了的小猪。孔子探明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他，不料在半路上碰见了阳货。孔子本来是不想见到阳货的，所以既然去拜会，却又打探他不在家的时候才去，这种情况说明孔子坚决不想见到阳货。可是回来时，却在路上碰上了他。以孔子碰见阳货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六条证据。 长沮、桀溺两人合作在一起耕地，孔子从旁边经过，派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什么地方。如果孔子知道渡口在什么地方，就不该再去询问。辩护的人说：“这是想考察一下隐士的品行。”既然孔子先知，那他就该自己知道，用不着考察。如果不知道而去问他们，这正好说明他不能先知，这是第七条证据。 孔子的母亲死了，因为孔子不知道他父亲的坟墓在何处，所以就把他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别人看见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大概是因为没找着与他父亲合葬的地方，在临时埋葬他母亲时，礼仪很郑重，所以别人就认为是正式埋葬了。邻居邹曼甫的母亲把孔子父亲的坟墓所在地告诉了他，然后才得以把他的父母合葬在防山。本来在防山就有他父亲的坟地，而孔子却把他的母亲临时葬在五甫衢路旁，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八条证据。 合葬之后，孔子先返回家里。门人后回来，雨下得很大。孔子问：“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啊？”门人回答说：“防山的墓倒塌了。”孔子不再说什么，门人说了好几遍，孔子才泪流满面地说：“我听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如果孔子先知，应当事先知道防山的墓会倒塌，等到门人回来的时候，应该是流着泪等着他们。门人到家之后才知道墓倒塌了，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九条证据。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才问，这是为了给人们做榜样。孔子从来没有进过太庙，庙里的礼器很多不只是一两件，孔子即使是圣人，怎么能都知道呢？辩护的人说：“太庙里的礼器孔子曾经都见过，实际上他已经知道，然而还要再问一问，这是为了给别人做榜样。”孔子说：“有了疑问要想到请教别人。”这是说有了疑难才应该问啊！如果说“实际上已经知道，还应当再问，以此给人做榜样”，那么孔子通晓“五经”，学生们跟他学习，他也应该再去请教一下别人，以此来给人做榜样，为什么孔子只是给学生讲课而不请教别人呢？不用自己已经知道五经还去请教别人这种行为给人做榜样，唯独以自己已经知道太庙里的礼器而再问别人这种事给人做榜样，圣人的用心，怎么这样不一致呢？以孔子进太庙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条证据。 主人请宾客饮酒吃饭，或者想请客人住在他的家里。客人如果听说他家有轻薄子孙，轻薄子孙必定会叫他的父母端走酒菜，使客人吃不上、喝不上；还会关上房门，使客人不能留宿。那么客人会拿定主意，肯定不会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客人知道被请去了也不会有高兴的事，只是白跑一趟受一番劳累和侮辱罢了。如果去了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又白劳累一场受顿侮辱回来，那是因为客人不了解主人的家庭，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人和具体情况都很难预知，吉凶也很难预料。如果孔子先知，就应该知道诸侯已经被谗臣所迷惑，是一定不会任用自己的，只能空跑一趟还使自己受到侮辱，聘书和召令到了，也应该搁置起来不去应聘。君子不去做那种毫无益处的事情，不走使自己受到侮辱的路。不必要周游列国去答应诸侯的聘请，而自取“削迹”的侮辱；不应该白费力气去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主张的君主，而自找“绝粮”的灾祸。由此说来，孔子似乎并不能先知。为孔子辩护的人说：“孔子自己知道是不会被任用的，圣人忧虑的是‘道’行不通，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多半是想要辅佐诸侯，推行他的道而拯救老百姓，所以才答应诸侯的聘请周游列国，不躲避灾祸和耻辱。由于他为的是行道而不是为自己，所以遇到灾祸也下怨恨；为的是老百姓而不是为了出名，所以遭受诽谤也不顾忌。”我说：这些都不是真实的。孔子说过：“我从卫国到鲁国后，才把《》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这就是说孔子了解当时的形势。根据什么说他自己知道呢？鲁国和卫国，是天下执行周礼最完备的国家，鲁国和卫国不能任用自己，那么天下就没有什么国家会任用自己了，所以他才回到鲁国作《春秋》，删改编定《诗》、《书》。以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这件事来说，可以知道孔子将要应聘时，还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为什么呢？没有兆象而无从察考，圣人是没有根据来作出判断的。等到鲁、卫两国不任用自己，这才知道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等到鲁国人捉到了麒麟，他才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道行不通，命也完了，征兆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内心怀着怨恨、沮丧，只好回去冥思苦想。孔子不停地周游列国，如同生了病又不到死的地步，所以祈祷占卜希望病好，因为死的征兆还没有出现，希望能活下去。这样说来，孔子应聘是因为没有看到彻底绝望的证据，还希望自己能被任用。等到家中出现了要死人的征兆，占卜的人回头就走，医生也拒绝治疗，这才拿起笔来删定《诗》、《书》。以孔子应聘周游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一条证据。 孔子说：“鱼类可以钓到，兽类可以射获。至于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它能乘着云风上天。今天见到老子，他大概就像龙一样吧！”圣人知道物也知道事，老子和龙，一个是人，一个是物，龙的活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都是事，孔子为什么不能知道呢？如果老子是神，龙也是神，圣人也是神，那么神的活动应该有共同的规律，他们的精气可以互相沟通，为什么会不知道呢？以孔子不知道龙和老子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二条证据。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别人在他和他父母兄弟之间说不了挑拨离间的话。”虞舜是个大圣人，他在掩盖亲属的错误方面，应该超过闵子骞。舜的父亲瞽叟和异母弟象让他修理谷仓和淘井，打算借机杀害他。舜应当看出他们有要杀害自己的意思，应该早早地规劝他们预先防止事情的发生，既然无可奈何了，也应该躲开或装病不干。为什么要使他父亲和弟弟构成谋杀自己的罪名，使人们知道这件事而指责他的父亲和弟弟，以至万世之后还有人在谈论呢？以虞舜不能预见这件事来说，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三条证据。 周武王生病，周公乞求上天延续武王的寿命。设置了祭坛，读完了祝文以后，还不知道上天答应了自己的请求没有，于是就用龟甲占卜了三次，结果兆象都很吉利。如果圣人是先知的，周公就应当知道上天已经答应了自己的请求，不必紧接着又用龟甲占卜三次。知道圣人不以个人的意见来决定事情，所以周公还要乞求天命，并且把祝文秘藏起来不让人看见。由于天意很难知道，所以三次进行占卜，把得到的兆象合起来加以对照。兆象定了心也就定了，于是就根据兆象的指示去办事。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四条证据。 晏子出使到鲁国。使臣在朝堂上不应该小步快走，而晏子却快步走了；君王授与玉时，使臣不应该跪着接，而晏子却跪下来接了。学生们感到奇怪而去请教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去请教晏子。晏子解释之后，孔子才明白。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五条证据。 陈贾问孟子，说：“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孟子回答说：“是圣人。”又问：“周公派管叔去监视武庚，后来管叔等人叛乱了，这两件事都有吗？”孟子回答说：“是有的。”又问：“周公是知道管叔要叛乱而派他去的呢？还是不知道而派他去的呢？”孟子回答：“不知道才派他去的。”又问：“如此说来，圣人尚且也有过错吗？”孟子回答说：“周公是弟弟，管叔是哥哥。周公有过错，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孟子是个讲求实际的人，既说周公是圣人，又认为他处在做弟弟的地位，是不能预知管叔会叛乱的。圣人不能先知，这是第十六条证据。 孔子说：“子贡不听从天命而去经商营利，他猜测市场行情常常很准确。”孔子责备子贡善于囤积，善于估计物价涨落的时机，多次都能抓住时机，所以赚了很多钱，跟陶朱公一样富有。由此看来圣人的先知，也不过是像子贡屡次猜中行情一样。圣人也是根据一定的迹象和征兆，考察推究事物的本源，然后经过判断而得出结论。圣人见到异常的事物能叫出它的名称，是由于学得多而记得住。圣人巧于推算，善于估计，见识广，记得多，从微小的苗头看到明显的结局，如同根据今天的事物进行推测而预见到千年以后的情况一样，这可以说是才智浩如渊海了。孔子能够看到细微而不明显的事物，思考问题透彻，是由于他的才智比常人高很多倍，而又努力不懈，才超过了一般的人，但他的眼睛并没有超人的视力，能知道别人所不能知道的情况。如果看得透彻看得远，听得清楚无所不闻，能与天地交谈，能跟鬼神说话，知道天上地下的事情，那才称得上是神而先知，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但是，现在圣人耳闻目见，与一般人没有什么差别；遇到的事情看到的东西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比贤人略微高明一点罢了，怎么能说像神一样无可比拟呢？圣人跟贤人一个样，如果把才能特殊的人称为圣人，那么圣人与贤人只不过是区别才能大小的称呼，并不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名号。怎么来证明这个道理呢？ 齐桓公与管仲商议讨伐莒国，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问管仲说：“我与仲父商议讨伐莒国，还没有行动，国内的人都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国内一定有圣人。”一会儿，正好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于是就派一个管接待的官员把他请到殿堂上，分别按宾主的位置站好。管仲说：“是您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吗？”东郭牙说：“是的。”管仲说：“我没想要讨伐莒国，你凭什么说我们要讨伐莒国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画，小人善于推测，我是私下推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要讨伐莒国，你根据什么推测的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脸上有三种神色：婚庆喜事时，表露出欢乐高兴的神色；举办丧事时，表露出愁苦哀伤的神色；发生战争时，表露出非常愤怒以致气得四肢发抖的神色。你的口开而不闭，说的正是“莒”字；你的手臂举起来指，所对着的又是莒国的方向。我私下想国家小而又不服从齐国的诸侯，大概只有莒国吧！因此我就这样说了。”管仲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善于区别事物考察事理，他说“国内一定有圣人”，是真心诚意地说国内一定有。东郭牙来了，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就是说东郭牙是圣人。如果圣人与贤人根本不是一类，管仲明知当时并没有像黄帝等十二圣之类的人，他就应该说“国内一定有贤人”，不应当说是“圣人”。谋画好了还没有行动而国内的人都知道了，管仲说“国内一定有圣人”，这是说圣人能先知。等到看见了东郭牙，说“一定是这个人”，是说贤人就是圣人。东郭牙对事情了解得这样清楚，这和圣人是一样的啊。 有个宾客把淳于髡引见给梁惠王，梁惠王一连两次接见他，淳于髡始终一言不发。梁惠王对此很不高兴，因此责备那个宾客说：“你赞扬淳于先生，说管仲、晏婴都赶不上他，等到他见了我，我并没有什么收获。难道我不值得跟他谈话吗？”这个宾客把惠王的话告诉了淳于髡。淳于髡说：“本来嘛，我前一次见惠王时，他的心思放在远处，后一次见他时，他的心思在音乐上，我因此没有说话。”宾客把淳于髡的话一一汇报给惠王，惠王听后大吃一惊，说：“哎呀！淳于先生实在是个圣人呀！前一次淳于先生来，正好有人来献龙马，还没来得及看，正碰上淳于先生来了。后一次他来，正好有人来献歌手，我还没来得及试听，正巧他又来了。我虽然屏退了左右的人，然而我的心思都在那儿。”淳于髡能观察到惠王的心思在远处和音乐上，就是成汤、夏禹那样明察的人，也不能超过他。一个人的心思藏在心里，从外面发现不了，淳于髡却能知道。如果把淳于髡这类人看作是圣人，那么淳于髡就是圣人了；如果认为淳于髡这类人不是圣人，那么所谓圣人的明智，又怎么能超过淳于髡对于梁惠王的了解呢？通过观察面部表情来探测内心的活动，都是由于有所依据才能推测得那么准确。 楚灵王召集各国诸侯，郑国的子产说：“鲁、邾、宋、卫四国不会来。”等到各国诸侯聚会时，这四国果然没有到。赵尧是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对御史大夫周昌说：“你手下的御史赵尧将要代替你的职位。”后来，赵尧果然做了御史大夫。这样说来，四国诸侯不来参与盟会，郑子产是根据情理推断出来的，赵尧做御史大夫，方与公是通过某种状况观察出来的。推究情理、观察状况，推断未来，都是有所依据而考察出来的。鲁人公孙臣，在汉文帝时上奏章给皇帝，说汉朝是土德，它的吉兆黄龙该要出现了。后来，黄龙果然在成纪这个地方出现了。公孙臣知道黄龙将要出现，是根据乐律和历法推断出来的。 贤圣的智慧如何，事情应该说已经得到验证了。贤圣的才能，是都能先知。他们的先知，是运用各种术数，或者是善于估计和巧妙的推算，并不是圣人凭空就知道的。神怪与圣贤，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圣人与贤人的才智差不多，所以他们动脑筋想问题互有长短；他们对待事情并没有什么神怪的地方，因而圣和贤这两种名号可以相互更换。所以，贤、圣是道德高尚、智能卓越的称号；而“神”却是一种渺茫恍惚无形的事物。事物不同，性质也不会一样；事物相同，表现也不会是两样。圣和神的名号是不同的，所以说圣不是神，神也不是圣。东郭牙因为善于推测所以能知道国家的内情；子贡善于估计所以能够赚钱。圣人的先知，就是子贡、东郭牙这类人的先知。圣人既然与子贡、东郭牙相同，那么子贡、东郭牙这类人也就是圣人了，既然如此，圣人与贤人的实质是一样的而只是名号不同，他们之间才能不一定相差很远，智慧也不会成倍相差。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子是个圣人吧？他怎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回答说：“这本来是上天让他将成为圣人，又使他这么多才多艺的。”将，就是将要的意思。子贡不说已经是圣人，而说将要成为圣人，是他认为孔子当时还没有成为圣人的缘故。成为圣人和成为贤人一样，要修养磨炼自己的操行，操行还没有磨炼成功的时候，那只能说是将要成为贤人。现在子贡说孔子将要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是可以做到的缘故。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业，三十岁言行合于礼，四十岁能明白事理不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一听到别人说的话，就能辨明是非真假。”从“知天命”到“耳顺”，学习有了成就，智慧更加通达，这是成了圣人的验证。还没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不能“知天命”，达到“耳顺”的程度，所以就称之为将要。当子贡回答太宰的问话时，大概是孔子三四十岁的时候吧。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做太子的时候。听说先生有这样的议论，说‘做圣人容易’，有这回事吗？”田诎回答说：“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去做到的。”昭王问：“这么说先生是圣人吗？”田诎说：“没有作出功绩之前就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尧对舜的认识；等到有了功绩之后才能知道他是圣人，这是一般人对舜的认识。现在我还没有什么功绩，而王就问我‘你是圣人吗？’敢问大王你也是尧一样的圣人吗？”圣人是可能通过学习做到的，所以田诎说做圣人容易。如果圣人卓绝得与一般人大不一样，是禀受天性自然生成的，那怎么能学呢？学习做圣人又怎么能成功呢？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未必能够成功；田诎说的“做圣人容易”，也未必是对的。他所说的“圣人是我所要学着做到的”，这大概倒是符合实际的。 圣人可以经过学习做到，只是用功的程度更特殊些罢了，所以贤人圣人的称号虽有区别，但在仁与智方面是共同的。子贡对孔子问道：“您已经是圣人了吗？”孔子说：“圣人，我达不到，我只是学习从不满足，教人从不觉得疲倦而已。”子贡说：“学习不满足，就是智；教人不疲倦，就是仁。有仁又有智，您就是圣人了。”由此说来，具有仁智的人，就可以称为圣人了。孟子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学到了圣人的一个方面；冉牛、闵子骞、颜渊，他们学到了圣人的各个方面，但程度不深。”这六个人在当时，都具有做圣人的才能，有的略有圣人之才而不全面，有的具备了圣人之才而不够高明，然而都称他们是圣人，这说明圣人是可以经过努力学习而达到的。孟子又说：“不是他理想的君主就不去辅佐，不是他理想的百姓就不去召唤，天下太平时出来做官，天下大乱时退去归隐，伯夷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君王都可以辅佐，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召唤，局势稳定可以做官，社会动乱也可以做官，伊尹是这样的人。可以做官就做官，做不成官就不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该离开就赶快离开，孔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古代的圣人。”孟子还说：“圣人，是百代的师表，伯夷，柳下惠正是这样的人。因此，听到伯夷品性的人，贪婪的人廉洁了，懦弱的人也长了志气；听到柳下惠品性的人，刻薄的人厚道了，狭隘的人宽宏大度了。他们兴起在百代以前，百代以后知道他们事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鼓舞的。难道不是圣人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吗？更何况亲身受到他们熏陶教育的人呢？”伊尹、伯夷、柳下惠比不上孔子，然而孟子都把他们称为“圣人”，说明圣人、贤人同是一类人，可以共用一个称号。宰予说：“据我看孔子，要比尧、舜贤良得多。”孔子是圣人，宰予应当说“比尧、舜更圣明”，然而他说“贤”，正说明圣、贤差不多，所以圣、贤这两个名称可以互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