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暢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然则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采草以和方药，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生书主人，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与彼草木不能伐采，一实也。孔子得《史记》以作《春秋》，及其立义创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故夫鸿儒，所谓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与儒生相料，文轩之比於敝车，锦绣之方於缊袍也，其相过，远矣。如与俗人相料，太山之巅墆，长狄之项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为体，其有铜铁，山之奇也。铜铁既奇，或出金玉。然鸿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说名於儒门，过俗人远也。或不能说一经，教诲後生。或带徒聚众，说论洞溢，称为经明。或不能成牍，治一说。或能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云、唐子高者，说书於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於〔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两经，所谓卓尔蹈孔子之迹，鸿茂参贰圣之才者也。王公问於桓君山以扬子云。君山对曰：“汉兴以来，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谓得高下之实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钻龟能知神於龟。能差众儒之才，累其高下，贤於所累。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彼子长、子云论说之徒，君山为甲。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
有根株於下，有荣叶於上；有实核於内，有皮壳於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後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论以文墨验奇。奇巧俱发於心，其实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术，身不得行，口不能〔泄〕，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则孔子之《春秋》，素王之业也；诸子之传书，素相之事也。观《春秋》以见王意，读诸子以睹相指。故曰：陈平割肉，丞相之端见；叔孙敖决期思，令〔尹〕之兆著。观读传书之文，治道政务，非徒割肉决水之占也。足不强则迹不远，锋不銛，则割不深。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
或曰：著书之人，博览多闻，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兴，未必实才学文相副也。且浅意於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际，文人不与，无能建功之验，徒能笔说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书之人皆权谋之臣，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岂谓文非华叶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为谋，集扎为文，情见於辞，意验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战》之书。虞卿为赵，决计定说，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议。《耕战》之书，秦堂上之计也。陆贾消吕氏之谋，与《新语》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错之策，与《新论》共一思。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是故鲁连飞书，燕将自杀；邹阳上疏，梁孝开牢。书疏文义，夺於肝心，非徒博览者所能造，习熟者所能为也。夫鸿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将相长吏，安可不贵？岂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牍哉？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有如唐子高、谷子云之吏，出身尽思，竭笔牍之力，烦忧适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远，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难得纪录，且近自以会稽言之，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长生之身不尊显，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将怀俗人之节，不能贵也。使遭前世燕昭，则长生已蒙邹衍之宠矣。长生死後，州郡遭忧，无举奏之吏，以故事结不解，征诣相属，文轨不尊，笔疏不续也。岂无忧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长生之才，非徒锐於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吏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然则长生非徒文人，所谓鸿儒者也。前世有严夫子，後有吴君〔高〕，末有周长生。白雉贡於越，暢草献於宛，雍州出玉，荆、扬生金。珍物产於四远幽辽之地，未可言无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与？何言之卓殊，文之美丽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纪者，屈原在其上也。会稽文才，岂独周长生哉？所以未论列者，长生尤逾出也。九州多山，而华、岱为岳，四方多川，而江、河为渎者，华、岱高而江、河大也。长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贤，舍而誉他族之孟，未为得也。长生说文辞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独纪录之，《春秋》记元於鲁之义也。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长生家在会稽，生在今世，文章虽奇，论者犹谓稚於前人。天禀元气，人受元精，岂为古今者差杀哉？优者为高，明者为上，实事之人，见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见是，推今进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後，文论辞说，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义。庐宅始成，桑麻才有，居之历岁，子孙相续，桃李梅杏，〔奄〕丘蔽野。根茎众多，则华叶繁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泻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焕炳；阴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并出见者，乃夫汉朝明明之验也。高祖读陆贾之书，叹称万岁；徐乐、主父偃上疏，征拜郎中，方今未闻。膳无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举以啖人。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上书不实核，著书无义指，“万岁”之声，“征拜”之恩，何从发哉？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陆贾之书未奏，徐乐、主父之策未闻，群诸瞽言之徒，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不被涛沙之谪，幸矣！焉蒙征拜为郎中之宠乎？
译文
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著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著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著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出的了。
植物下面有根和茎，上面才有花和叶；果实里面有果核，外面才会有皮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花叶与皮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感情激动才能下笔流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流露出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毛一样。毛有五颜六色，都长在身体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色鸟兽的毛无故长了出来。选拔武士来射箭，武士要心气平和身体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射中。兴论立说一出口，就像弓箭射出一样。论说应当有道理，就像箭要射中靶子一样。射箭是用箭射中靶子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射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深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口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子作《春秋》，是用来表达做君主的道理。然而孔子的《春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春秋》可以看出做君主的道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出做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肉，是当丞相的苗头；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道理，不仅是分割祭肉、疏通河水的预兆。脚不强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深。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高而完美的杰出人物。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出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出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深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头，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出来不是像花叶的生长那样是由根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感情在文辞中表现出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出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春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进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根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出来，难道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感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深深地感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射信，燕将会自杀；邹阳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出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出来的。
鸿儒少有，而文人比比皆是，地方长吏，怎么能不尊重他们呢？难道只是用他们的能力，在公文上舞文弄墨吗？而是希望州郡长官有忧愁的时候，他们能写章上奏，解决处理困难烦杂的事务，使州郡无事。就象唐子高、谷子云这些官吏，要是出来尽心，完全拿出写公文的本领，那些麻烦和忧患的事怎么会有解决不了的呢？古代很遥远，四处偏僻隐蔽，动笔作文的人，记录有困难，那么暂时就近用自己家乡会稽的事来说。周长生是文人当中的魁首，在州府，是为剌吏任安起草奏章，在郡府，也是为太守孟观写奏章，解决了麻烦事消除了忧患，使得州郡无事，二位地方长官的职位得以保全。周长生的身份不显赫，不是他才智低、功力差，而是二位地方长官怀着俗人的节操，不能尊重他。假使遇到前代的燕昭王，那么周长生早已蒙受邹衍那样的恩宠了。周长生死后，州郡的长官遇到了忧患，没有能干的起草奏章官员，因此困难事解决不了，被追究责任押送到相属司直受审，这是由于写文章这一行不受重视，不再有擅长写奏章的人的缘故。那么难道就没有为地方长官分忧的官吏吗？而是他们当中的人，文笔远不如周长生之类的缘故。
周长生的才能，不仅仅擅长写公文，而且写了《洞历》十篇，上从黄帝，下到汉朝，就连细小轻微的事，没有不记载的，跟司马迁《史记》的《表》、《纪》相类似。由于上通黄帝下达汉朝，所以叫做《洞历》。像这样，周长生不只是个文人，而且是个称得上鸿儒的人。
前代有严忌，后来有吴君高，最后有周长生。白野鸡从越尝贡来，畅草从郁林献来，雍州出玉，荆州、扬州产铜。珍贵的东西出产在四面边远而偏僻的地方，这些地方不能说就没有特出的人物。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死了，文章不都在我这里吗！”周文王的文章在孔子身上，孔子的文章在董仲舒身上，董仲舒已经死了，难道在周长生这些人身上吗？不然，怎么会说他语言高超，文章美丽呢！唐勒和宋玉，也是楚国的文人，古书上没有记载的人，屈原就在那上边。会稽的文人，难道只有周长生吗！以没有加以论述的人来说，周长生尤其突出。全国多山，而华山、泰山称岳，全国多河，而长江、黄河称渎的原因，是华山、泰山最高，长江、黄河最大。周长生，是州郡中文章最好的人。自己家族的老大贤能，抛开他而去称赞别家族的老大，这是不对的。周长生是论说文章的头号人物，所以文人都尊崇他，唯独把他记录下来，这跟《春秋》采用鲁国自己的年号来记年以表示尊重本国的道理相同。
一般人喜欢推崇古代而称颂传说中的事情，古人的东西，就是瓜菜也是甜美的；后代的新东西，即使是蜜酪，也是苦辣的。周长生的家在会稽，生长在今天，文章虽然出众，评论的人还是认为比古人幼稚。天供元气，人受精气，难道因为人有古今差别，今人就要降低等级吗！（应该不论古今，）优秀的算高超，高明的算上等。尊重事实的人，明辩是非的人，看见错的，即使是古代的，也要降低其位置放在后面，看到正确的，即使是今天的，也要提高其位置放在前面，心智明白，不被一般人的喜好所迷惑。班叔皮续写《史记》百篇以上，记事详尽，讲理透彻，读者认为是第一，而司马迁的《史记》次之。其子班固是尚书郎，文章可以跟他相比，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比喻文采的高下，那么他们不仅是五百里的大国，而且应称作像周、召、鲁、卫那样的大国。如果要推崇古代，那么班叔皮、班固父子就不值得一提了。
周代有繁荣昌盛的文化，是因为在百代的末尾。汉代在百代的后面，文辞论说，怎么能不繁茂呢！从小看大，从老百姓的事来推论，可以看出朝廷政治上的道理。住宅开始建成，才会种植桑麻，住上很多年，子孙继续栽种桃树、李树、梅树、杏树，才会遮住山丘盖满原野。植物根茎多，那么花叶就繁茂。汉朝统治已经很久了，土地辽阔，百姓众多，礼义盛行，事业兴旺，漂亮的文章，怎么会不繁茂呢！其实，花和果实是在一起生成的，无花而结果，这样的东西少有。山是秃的，怎么会繁茂呢？地是盐碱土，怎么会生长草木呢？著名文人在汉朝大量出现，就是汉朝兴盛的证明。天晴朗，群星明亮；天阴雨，日月被遮蔽。如今著名文人同时出现，就是汉朝光照日月的证明。
汉高祖每读陆贾的文章，群臣就发出“万岁”的称赞声；徐乐和主父偃上奏章，被任命为郎中的事，如今没有再听说了。做饭食不会做又苦又酸的菜，因为自己的口觉得味道不好，手就不会拿去给别人吃。每次下诏书，都说要按文义经传四科选拔人材，诏书富有文采，是情文并茂的好文章的明证。而如今上奏的公文没有经过核实，写书又没有实际内容，“万岁”的称赞声，“任命”的恩惠，从什么地方发出来呢？装饰面孔的人都想打扮得好看，但值得看一眼的却很少；创作乐曲的人都想作得动听，但值得一听的却很少。陆贾的文章还没有上奏，徐乐、主父偃的简策还没有上呈，那些闭眼说瞎话的人，讲述事情粗鲁难听，写文章没有文采，不知道是指什么说的，文辞华而不实，不被流放到荒岛或沙漠上去充军，就算幸运了，怎么还能蒙受任命为郎中的宠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