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天宝中,南诏叛,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士卒六万人。杨国忠其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时募兵击南诏,人莫肯应募,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行者愁怨,所在哭声振野。至十三载,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往击南诏。南诏诱之深入,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兵讨之。此《通鉴》所纪。《旧唐书》云:“李宓率兵击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閤罗风所擒。”《新唐书》亦去:“宓败死于西洱河。”予按,高适集中有《李宓南征蛮诗》一篇,序云:“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丞相扬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往复数万里,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予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其略曰:“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饷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晡餐兼僰僮。收兵到亭候,拓地弥西东。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其所称述如此,虽诗人之言未必皆实,然当时之人所赋,其事不应虚言,则宓盖归至长安,未尝败死,其年又非十三载也。昧诗中掘鼠餐僮之语,则知粮尽危急,师非胜归明甚。
参考翻译
唐玄宗天宝年间,南诏(今云南大理一带)反叛,剑南(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之,丧失士卒有六万人之多。宰相杨国忠隐瞒战败之事,仍然给他记上战功。当时,招募士兵攻打南诏,但人们都不愿应募,杨国忠就派御史到各道去抓人,抓到后就给他们带上枷送到军中,被抓的人心中积满愁怨,所到之处哭声遍野。到了天宝十三年,剑南留后李毖率兵七万前去攻打南诏。南诏人诱敌深入,然后高垒不战,李宓久攻不下,军粮皆尽,士兵因得瘟疫和饥饿死者达十分之七八,无奈李毖才率军返回。南诏人引兵追击,李宓被擒获,这样全军覆没。杨国忠隐瞒其败迹,声称取胜,传来捷报,然后发更多的兵征讨南诏,这是《资治通鉴》 中的记载。《旧唐书》 中说:“李毖率军在西洱河攻击南诏人,在粮尽军回时,马足失于桥上,被南诏首领阎罗凤擒获。”《 新唐书》 中也说:”李宓战死于西洱河。”我需要指出的是,其事并非如此.在唐人高适的文集中有一篇《 李宓南征蛮诗》 ,序中说:“天宝十一年,皇帝下诏讨伐南诏,宰相杨国忠主办此事,就上奏皇帝说前云南太守李宓渡海绕道交趾(今越南河内)攻击南诏,来往数万里。十二年四月,李宓回到长安。人们也因此而知道朝廷所使之人很有才干,而李宓也能够效忠朝廷,我作为李宓的旧友,因而写下了这首诗。”他的诗这样写的:“肃穆店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转战蛮夷中。长驱大浪破,急击群山空。菊道忽已远,县军垂欲穷。野食掘田鼠,哺餐兼臾筐。收兵列亭侯,拓地弥西东。沪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他是这称赞李宓的,虽然作为诗人,他的话不一定全可信。但作为当时人所作的诗,这件事他是不会说谎的。那么,李宓大概还回到了长安,并没有战败而死,其年代也不是天宝十三年。品味高适诗中所说的掘鼠餐憧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军粮已尽,形势危急,很明显李宓率军并非战胜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