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问太公曰：“天下安定，国家无事，战攻之具可无修乎？守御之备可无设乎？”
太公曰：“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锄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胄干盾也；镢、锸、斧、锯、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马所以转输，粮用也；鸡犬，其伺候也；妇人织纴，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钹草棘，其战车骑也；夏耨田畴，其战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田里相伍，其约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长，其将帅也；里有周垣，不得相过，其队分也；输粟收刍，其廪库也；春秋治城郭，修沟渠，其堑垒也。故用兵之具，尽在于人事也。善为国者，取于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辟其田野，安其处所，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有尺度。是富国强兵之道也。”
武王曰：“善哉！”
武王问太公说：“天下安定，国家没有战争，野战、攻城的器械，可以不要准备吗？防守御敌的设施。可以不要建设吗？” 太公答道：“战时的攻战守御器材，实际上全在平时人民生产生活的工具中。耕作用的耒耜，可用作拒马、蒺藜等障碍器材；马车和牛车，可用作营垒和蔽橹等屏障器材；锄耰等农具，可用作战斗的矛戟；蓑衣、雨伞和斗笠，可用作战斗的盔甲和盾牌；钁锸斧锯杵臼，可用作攻城器械；牛马，可用来转运军粮；鸡狗，可用来报时和警戒；妇女纺织的布帛，可用于制作战旗；男子平整土地的技术，可用于攻城作业；春季割草除棘的方法，可用为同敌战车骑兵作战的技术；夏季耘田锄草的方法，可用为同敌步兵作战的技巧；秋季收割庄稼柴草，可用作备战的粮秣；冬季粮食堆满仓库，就是为战时的长期坚守作准备；同村同里的人，平时相编为伍，就是战时军队编组和管理的依据；里设长吏，官府有长，战时即可充任军队的军官；里之间修筑围墙，不得逾越，战时即是军队的驻地区分；运输粮食，收割伺料，战时就是军队的后勤储备；春秋两季修筑城郭，疏浚沟渠，如同战时修治壁垒沟壕。所以说，作战的器具，全寓于平时的生产生活之中。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无不重视农事。所以必须使人民大力繁殖六畜，开垦田地，安定住所，男子种田达到一定的亩数，妇女纺织有一定的尺度。这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 武王说：“说得好啊！”
富国强兵是我国传统的国防政策。这种主张出现于春秋时期，而流行于战国时代。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科技和民众组织诸条件的集中反映，要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在兼并战争中巩固政 131 权，扩张势力，竭力提倡发展生产，把富国看作强兵之本，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更谈不上强兵。同时兵不强则不可以摧敌，更不能立国，中国古代表现出以农立国、以兵卫国的特点。因此，富国强兵实际上就是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强调农战。秦国的商轶变法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一例。 战国初期，秦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力虚弱的国家，被东方各诸侯国视为“蛮夷”之邦。秦孝公即位后，决定改变秦国的落后面貌，变法图强，于是发布求贤令，招聘人才。商鞅就在这时候来到秦国，宣传“强国之术”，指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因此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开始交法。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确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英勇杀敌可以得到宫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给以严惩，禁止进行私斗；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鼓励男耕女织，凡是劳动好生产粮食和织布多的，兔除徭役和赋税，对弃衣经商或因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家属罚作奴隶；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三十一县，同时进行户口编制，实于连坐法，规定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什伍中互相纠察。其中心内容是奖励耕战，即以重赏重罚来实现重农重战政策。重衣，是为了发展经济；重战，是为了鼓励民众为巩固政权而战，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 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经过变法，秦国面貌焕然一新。从原来的落后国家，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出现了“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从而为后来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