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对曰：“请之魏，约伐韩。”王令向寿辅行。甘茂至魏，谓向寿：“子归，告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攻也。’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而攻之，难矣。臣闻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为多张仪而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者，挟韩而议，王必听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贤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适三人，臣恐王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于是与之盟于息壤。 果攻宜阳，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孙衍二人在，争之王，王将听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对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复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阳。
战国策·秦二·秦武王谓甘茂
参考翻译
秦王对甘茂说：“我想出兵向东进攻三川（韩国一地名），取周室而代之，你如果能为我实现这一夙愿，我将至死不忘。”甘茂说：“我要求去魏国与他们相约，共同攻打韩国。”于是，武王派亲信向寿做甘茂的副使出使魏国。 甘茂来到魏国，对向寿说：“您回去告诉武王说：‘魏王已同意我的约定。但希望大王不要进攻韩国。’当大事成功之后，一切功劳归于您。”向寿回到秦国，把这话告诉了武王，武王便到息壤这个地方迎接甘茂。 甘茂到了息壤，武王问他其中的原因？甘茂回答说：“要进兵三川，必须先攻下宜阳，宜阳是韩国的大县，是上党和南阳两部间的贸易要道，长期以来，在宜阳积聚了两地的人力和财物，它名义是县，实际上相当一个郡。现在大王的军队要经过重重险阻，跋涉千里去攻打宜阳，实在太难了啊！ 我听说，张仪西并巴、蜀，北取河西，南占上庸，诸侯并不因此就赞扬张仪的能耐，却称颂先王（秦惠王）的贤明。魏文侯派乐羊为将，进攻中山，三年就灭掉了中山。乐羊返回魏国，称道自己的战功。魏文侯拿出整整一箱群臣诽谤乐羊的意见书给他看，乐羊赶紧接受了文侯的批评，心悦诚服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完全是主君的功劳啊！’我现在只不过是寄居在秦国的人，而秦国权臣樗里疾、公孙衍倚仗和韩国的关系，将来如果在攻打宜阳时对我进行非议，从中作梗，大王必会听从。如果这样，大王就欺骗了盟国魏国，而我又会白白招致韩国相国公仲侈的怨恨。 从前曾参在费地，费地有个与曾参同姓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不会杀人’，她仍然照样织布。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跑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仍然织布。又过了一会，又有人来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惊恐万状，扔掉梭子，翻过垣墙，逃跑了。就连曾参这样贤德的人，他的母亲都对他产生了疑惑和不信任。现在我不如曾参贤能，大王相信我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相信曾参，非议我的将不止三人，我担心大王恐怕会因为我的原因而扔掉梭子啊！”武王坚定地说：“我不听信别人的议论，让我们订立盟约吧！”于是武王和甘茂在息壤订立盟约。 后来甘茂攻打宜阳，5个月还不能攻下，于是樗里疾和公孙衍二人在武王面前进甘茂的谗言，武王几乎都要听信了，因而召回甘茂。甘茂到后对武王说：“息壤就在那里！”武王不得不说：“确实有这回事”。这时武王才又坚定信心，动用了全部兵力，继续让甘茂指挥作战，最后终于攻克了宜阳。
参考赏析
所谓“三人成虎，众口铄金”，人类实际上只处在一个由各种传播媒介构成的传播世界中，真实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人类无法本质性地确知，人类只能靠各种传播手段和工具来了解事实。所以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组成的传播世界对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象《鬼谷子》一书中所说的：“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铄金，言有曲故也。”语言改变、左右和颠覆着我们对人对物的看法，语言真是太危险了，足以颠倒黑白、杀人如麻。古代有识之士看透了语言的这种致命杀伤力，所以费尽心机，施出了众多对付谗言、谎言的谋略。 语言世界与真实世界是不同的，语言并不能指称真实。语言只是达到真实世界的手段。禅宗有言：“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手指头只是认识月亮的手段而非月亮，而人的语言和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当然也不是事实本身。但在一个信息不畅、媒介有限的世界里，媒介就垄断性地决定了事实真相。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我们扩大信息源、主动掌握传播方式，以明事实、正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