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对曰:“终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说,可得闻乎?”管子对曰:“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国之四面,面万有余里。民之入正籍者亦万有余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则远者疏,疾怨上。边境诸侯受君之怨民,与之为善,缺然不朝,是无子塞其涂。熟谷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与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余里,佌诸侯度百里,负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则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则小不能分于民,准徐疾羡不足,虽在下不为君忧。夫海出泲无止,山生金木无息,草木以时生,器以时靡币,泲水之盐以日消。终则有始,与天壤争,是谓立壤列也。”
武王问于癸度曰:“贺献不重,身不亲于君;左右不足,友不善于群臣。故不欲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为之有道乎?”癸度对曰:“吾国者衢处之国也,远秸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国之粟,因吾国之币,然后,载黄金而出。故君请重重而衡轻轻,运物而相因,则国策可成。故谨毋失其度,未与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于汝、汉之右衢,珠出于赤野之末光,玉出于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余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于其重,因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故先王善高下中币,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谓寡人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鎒、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鉥,然后成为女。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桓公曰:“请问壤数。”管子对曰:“河(土於)诸侯,亩钟之国也。皟,山诸侯之国也。河(土於)诸侯常不胜山诸侯之国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夫河(土於)诸侯,亩钟之国也,故谷众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于山诸侯之国、则敛蔬藏菜,此之谓豫戒。”桓公曰:“壤数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昔狄诸侯,亩钟之国也,故粟十钟而锱金,程诸侯,山诸侯之国也,故粟五釜而锱金。故狄诸侯十钟而不得倳戟,程诸侯五釜而得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余者,通于轻重高下之数。国有十岁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业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财,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业交接于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强求也。亡君废其所宜得而敛其所强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夺之则怒,予之则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所,不见夺之理。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尽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称之国必亡,待五谷者众也。故树木之胜霜露者不受令于天,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故夺然后予,高然后下,喜然后怒,天下可举。”
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杀一士,毋顿一戟,而辟方都二,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泾水十二空,汶、渊、洙浩满,三之於。乃请以令使九月种麦,日至日获,则时雨未下而利农事矣。”桓公曰:“诺。”令以九月种麦,日至而获。量其艾、一收之积中方都二。故此所谓善因天时,辨于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复桓公曰:“终岁之租金四万二千金,请以一朝素赏军士。”桓公曰:“诺。”以令至鼓期于泰舟之野期军士。桓公乃即坛而立,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皆差肩而立。管子执枹而揖军士曰:“谁能陷陈破众者,赐之百金。”三问不对。有一人秉剑而前,问曰:“几何人之众也?”管子曰:“千人之众。”“千人之众,臣能陷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张,谁能得卒长者,赐之百金。”问曰:“几何人卒之长也?”管子曰:“千人之长。”“千人之长,臣能得之。”赐之百金。管子又曰:“谁能听旌旗之所指,而得执将首者,赐之千金。”言能得者垒千人,赐之人千金。其余言能外斩首者,赐之人十金。一朝素赏,四万二千金廓然虚。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识此?”管子对曰:“君勿患。且使外为名于其内,乡为功于其亲,家为德于其妻子。若此,则士必争名报德,无北之意矣。吾举兵而攻,破其军,并其地,则非特四万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诺。”乃诫大将曰:“百人之长,必为之朝礼;干人之长,必拜而送之,降两级。其有亲戚者,必遗之酒四石,肉四鼎;其无亲戚者,必遗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岁,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谏其夫,曰:“见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陈,可以反于乡乎?”桓公终举兵攻莱,战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众少未相知,而莱人大遁。故遂破其军,兼其地,而虏其将。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赏,破莱军,并其地,擒其君。此素赏之计也。
桓公曰:“曲防之战,民多假贷而给上事者。寡人欲为之出赂,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令富商蓄贾百符而一马,无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则马必坐长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马不离其牧皂,而曲防之战赂足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崇弟、蒋弟,丁、惠之功世,吾岁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咸卤、斥泽、山间(土畏)(土垒)不为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缘封十五里之原,强耕而自以为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则是寡人之国,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万乘之号而无干乘之用也。以是与天子提衡,争秩于诸侯,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唯籍于号令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于对曰:“请以令发师置屯籍农,十钟之家不行,百钟之家不行,千钟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数皆见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数,令之曰:‘国贫而用不足,请以平价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损焉。’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故九州无敌,竟上无患。”令曰:“罢兵归农,无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则积藏之粟足以备其粮;天下无兵,则以赐贫甿,若此则菹菜、咸卤、斥泽、山间之壤无不发草:此之谓籍于号令。”
管子曰:“滕鲁之粟釜百,则使吾国之粟釜千;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若下深谷者。非岁凶而民饥也,辟之以号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归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粟重而万物轻,粟轻而万物重,两者不衡立。故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金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诸侯令大夫城藏。农夫辟其五谷,三倍其贾。则正商失其事,而农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则何以守时?”管子对曰:“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故曰: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而大秋成,五谷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织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
桓公曰,“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数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译文
桓公说:“天下的物价涨跌可以使之停止么?”管仲回答说:“永远不应当使之停止。”桓公说:“其永远不应使之停止的有关理论,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国土的东西距离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天子在中央,国之四面,每面距离都有一万多里,百姓交纳贡赋远的也要走一万多里。因此,有用百倍的劳力而送不到的,有用十倍劳力而送不到的,也有转瞬即到的。距离远的关系也就疏远,怨恨君主。边境诸侯收罗这些怨民,同他们亲善拉拢,以致缺空不来朝拜。这种情况等于是天子自己阻塞了统治的通道。精通粮食经济的官员都走了,还能够掌握天下什么事情?”桓公说:“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请在天下四方建立‘壤列’制度,天子在中央,统治地方千里,大诸侯国三百多里,普通诸侯国大约百里,靠海的子爵、男爵大约七十里。这样就像胸使用臂,臂使用指一样方便。那么,小财小利都不会被民侵占,调节供求缓急,利用物价高低,虽在基层也不至给君主带来忧虑了。海不断出产盐,山不断出产金属和木材,草木到时生长,器物到时毁灭,海盐也会到时候用完。就是完了又会重新开始,与天地的运动变化并行不止,这就是建立‘壤列’制度来永远利用物价涨跌的理论。”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天子就不亲近;不能满足左右的要求,又得不到君臣的爱戴。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能满足左右的需要,该怎么办呢?”癸度回答说:“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因此,只要他们吃我国的粮食,用我国的货币,然后,总是用黄金来支付的。所以,君上要提高黄金价格并用来购买降价的普通万物,然后再掌握万物而互相利用,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所以,要严肃地不忘记理财的谋划,否则,怎么能治理百姓?”武王说:“具体做法如何?”癸度说:“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玉产在禺氏的旁山。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运来困难。所以先王分别按其贵重程度考虑使用,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黄金定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
周武王曾问癸度说:“对天子的献礼不丰厚,天子就不亲近;在朝中左右没什么朋友,在群臣里就没有地位,跟群臣无法交往。如不想挨家挨户征税又想花钱在朝中交到朋友,该怎么办呢?”癸度回答说:“我国是四通八达的国家,远道交纳赋税从这里通过,游客蓄商从这里经过,资财货物从这里转运。因此,只要他们来我们国家卖粮食,赚取我国的货币,然后,一定会再把我国的货币兑换成黄金运出境。所以,君上要将黄金对本国货币升值(其实就是本国货币对黄金贬值),其他进口货物相应贬值,国家的理财政策就成功了。所以,要谨慎不要失去分寸,否则,怎么能治理百姓?”武王说:“具体做法如何?”癸度说:“黄金产在汝河、汉水的右面一带,珍珠产在赤野的末光,玉产在禺氏的旁山。这些东西都与周朝中央相距七千八百里,路途遥远,运来困难。所以先王分别根据这些货物的获取难易程度来定他的价值,把珠玉定为上等货币,黄金定为中等货币,刀布作为下等货币。先王就是妥善掌握黄金价格的高低,用来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这就满足天下需要了。”
桓公说:“衡对我讲:‘一个农夫的生产,必须有犁、大锄、镰、小锄、、短镰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农夫。一个造车工匠,必须有斧、锯、铁钉、钻、凿、钵和轴铁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车匠。一个女工,必须有刀、椎、针、长针等工具,然后才能成为女工。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摆布了。”
桓公说:“请问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近河沃土的诸侯国,是亩产一钟的国家。沙石之地,是山地的诸侯国。但近河沃土的诸侯国反而常常赶不上山地诸侯国,这就是由于‘预有所备’。”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近河沃土的诸侯国,是亩产高达一钟的国家,粮多而不加管理,当然不能维持。至于山地的诸侯国,则是节约粗米,贮藏蔬菜,这个就叫作‘预有所备’。”桓公说:“适应土地条件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没有。从前有个狄诸侯,是亩产一钟粮食的国家,所以粮食十钟卖价才一锱金。另外有个程诸侯,是山地的诸侯国,所以粮食五釜卖价就是—锱金。问题是狄诸侯十钟而不能建立军队,程诸侯半钟而能建立。或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余,原因全在于通晓轻重之术和物价高低的理财方法。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有经营山海盐铁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人们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租籍’是君主应得的,‘正籍’是君主强征的。亡国之君,废其所应得而取其所‘强征’,故百姓怨恨君主而政令无法推行。百姓是予之则喜,夺之则怒,人情无不如此。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要求形式鲜明;在夺取人民利益时,则要求不露内情。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先王就是善于利用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人民生命的粮食,所以就把百姓力量完全使用起来了。”
管仲说:“好雨入地五尺,国君就说话不灵。吃食足够的国家,反而必亡。这都是因为手里备有余粮的人多起来了。所以,不怕霜露的树木,不受天的摆布,自家能满足需求的人们,不肯服从君主。所以,先夺取而后给予,先提高物价而后降低,先使百姓不满然后再使之喜悦,天下事就好办了。”
桓公说:“加强农业,节约开支,就可以使国家不亡么?”管仲回答说:“可以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从前,纪氏的国家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的,但粮食丰富而不能经营管理,粮食便四下外流而归于天下各国。这样,纪氏虽加强农业节约开支,但不能经营管理,恰恰使他的百姓粮食外流净尽而成为天的俘虏。因而他自己也国亡而无处容身。所以说只能使经济情况更好些,而不能保证不亡。所以善于主持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此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之供不应求。这然后就可以统率天下了。”
桓公说:“我要求不死一人,不动一哉而开凿大蓄水池两个,有办法做到么?”管仲回答说:“把小水按地形高下加以控制,汶、泗、洙、沿诸水的水量即可增加三倍。于是请下令九月种麦,翌年夏至收割。这样,在时雨未到之前,就有利于农事灌溉了。”桓公说:“可以。”便下令九月种麦,翌年夏至收割。计算收获数量,一年收成的积蓄就等于大蓄水池两个。所以这就是所谓善用天时,明察地利而开凿大蓄水池的方法。
管仲向桓公报告说:“全年的地租金额将得四万二千斤黄金,请在一天内全部预赏给战士。”桓公说:“可以。”便下令准备鼓旗于泰州之野召集军队战士。桓公站在台上,宁戚、鲍叔、隰朋、易牙、宾须无都依次挨肩而立。管仲拿着鼓槐向战士拱手为礼说:“谁能陷阵攻破敌众,赏黄金百斤。”三次发问无人回答。有一战士执剑向前询问说:“多少敌众呢?:管仲说:“千人之众。”“千人之众,我可以攻破。”于是赏给他一百斤黄金。然后管仲又发问说:“在兵接管张的交战当中,谁能擒获敌军的卒长,赏黄金百斤。”下面又询问说:“是多少人的卒长呢?”管仲说:“一千人的卒长。”“千人的卒长,我可以擒到。”于是赏给一百斤黄金。管仲又发问说:“谁能按旌旗所指的方向,而得到敌军大将的首级,赏黄金千斤。”回答可以得到的共有十人,每人都赏给一千斤黄金。其余凡自说能够在外杀敌的,都赏给每人黄金十斤。一早上的“预赏”,四万二千斤黄金都光了。桓公忧惧地叹息说:“我怎能理解这项措施呢?”管仲回答说:“君上不必忧虑。让战士在外荣显于乡里,在内报功于双亲,在家有德于妻子,这样,他们必然要争取名声,图报君德,没有败退之心了。我们举兵作战,能够攻破敌军,占领敌人土地,那就不只限于四万二千金的利益了。”五人都说:“好。”桓公也接着说:“可以。”于是又告诫军中大将们说:“凡统领百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按访问的礼节相待;统领干人的军官拜见你们时,一定要下阶两级拜而送之。他们有父母的,一定要赏给酒四石、肉四鼎。没有父母物,一定要赏给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这个办法实行才半年,百姓中父亲告诉儿子,兄长告诉弟弟,妻子劝告丈夫,说:“国家待我们如此优厚,若不死战于前线,还可以回到乡里来么?”桓公终于举兵攻伐莱国,作战于莒地的必市里。结果是旗鼓还没有互相看到,军队多少还没有互相了解,莱国军队就大败而逃。于是便破其军队,占其土地而虏其将领。因此,还没有等到拿出土地封官,也没有等到拿出黄金行赏,便攻破了莱国的队伍,吞并了莱国的土地,擒获了他们的国君。这便是预先行赏的计策。
桓公说:“曲防战役时,百姓有很多借债来供给国家军费的,我想替他们出钱偿还,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请您下令:令富商蓄贾凡握有百张债券的献马一匹,无马者可以向国家购买。这样,马价一定自然上涨到百倍之多。这也就是说,国家的马匹还没有离开马槽,曲防战役的费用就足够偿还了。”
桓公问管仲说:“祟弟、蒋弟、丁、惠等四家功臣的后裔,我是全年得不到他们什么东西的,不能征收一斗一升的租税,这项收入要除掉。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及高低不平的山地,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项收入又要除掉。庄稼布满在边境十五里的平原上,但这是一些人强行耕种而自建的村落,对他们我也不能征收到一斗一升。这就是说,我的国家,五分收入还不能掌握二分,简直是有万乘之国的名,而没有干乘之国的实。以这样的条件同天子并驾齐驱,同诸侯争夺地位,还有什么办法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在号令上想办法才行。”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派遣军队去边疆屯田务农,但规定家存十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百钟粮食的可以不去,家存干钟的更可以不去。这样,去的人不会有百分之一或干分之十,而各家粮仓的存粮数字则全部被国家知道了。君上再根据各家的数字发令说:‘朝廷困难而财用不足,要按照平价向你们征购粮食。你们要按照粮仓的数字完全售出而不得减少。’然后,君上按照所值货币的多少来算清钱数付款,使国家不再拖欠购粮单据上的债务。这就使各家粮仓积藏的存粮全部归于国君了。这样,就可以做到九州无敌,国境安全无患。”桓公说:“罢兵归农,这些粮食岂不没有用处了么?”管仲说:“一旦天下发生战争,则贮备的粮食可以作为军粮;天下无事,则用来帮助贫困农民生产,这样,荒草地、盐碱地、盐碱水泽以及高低不平的山地,就没有不开辟耕种的了。这些做法叫作在号令上谋取国家收入。”
管仲说:“滕国和鲁国的粮食每釜一百钱,假如把我国粮价提高为每釜一千钱,滕、鲁的粮食就将从四面向我国流入,有如水向深谷里面流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灾荒而百姓饥饿,而是运用了号令来招引,利用并掌握供求缓急来吸收,粮食就不断地象流水一样来到我国了。”
桓公说:“我想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其他物资的价格就低;粮价低,其他物资的价格就高。两者升降的趋势相反。所以要削减商人赢利而帮助农民生产,就请把每釜粮食的价格提高三百钱。如此则荒地广为开垦,农夫也努力耕种了。”桓公说:“提高粮价用什么方法?”管仲回答说:“请命令大夫们都来存粮,规定卿和附庸诸侯贮藏一千钟,令大夫贮藏五百钟,列大夫贮藏百钟,富商蓄贾贮藏五十钟。内可以作为国家的贮备,外就可以帮助农民的生产。”桓公说:“好。”便下令卿诸侯、令大夫等人贮藏粮食。农民们大种其五谷,粮提高三倍,专事经商的商人几乎亏本,而农民得有百倍的赢利。
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就是说,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这叫作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是五谷全收时节,这叫作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是妇女纺织的时节,这叫作冬天的时机。所以,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
桓公说:“我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有办法解决么?”管仲回答说:“只有多方收购的办法才行。”桓公说:“具体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天下各国的商人就会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