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 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 “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 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贪凶，名声 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曰：君子行不贵 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诗曰：“物其有矣，惟其时矣。” 此之谓也。
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 比，言辩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 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 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 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 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 之谓也。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 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 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左之左之，君 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
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 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 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 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 偏，穷则弃而儑。传曰：“君子两进，小人两废。”此之谓也。
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 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然则国乱将弗治与？曰：国乱而治之者，非案乱而 治之之谓也。去乱而被之以治。人污而修之者，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去污而易之 以修。故去乱而非治乱也，去污而非修污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 为修而不为污也。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 应之，非知也，其埶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 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 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 天德。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 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 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 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 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 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 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 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 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 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 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悫士者，有小人者。上则能尊君，下则能 爱民，物至而应，事起而辨，若是则可谓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 分争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身之所长，上虽不知，不以悖君；身 之所短，上虽不知，不以取赏；长短不饰，以情自竭，若是则可谓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若是则可谓悫士矣。言无常信， 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 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 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失陷矣。凡人 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虑其可害也 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
人之所恶者，吾亦恶之。夫富贵者，则类傲之；夫贫贱者，则求柔之。是非仁 人之情也，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险莫大焉。故曰：盗名不如盗货。田仲史 不如盗也。
译文
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所以怀里抱着石头而投河自杀，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却能够这样做；然而君子并不推崇，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天和地高低一样，齐国、秦国相毗连，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女人有胡须，蛋有羽毛，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但惠施、邓析却能论证它们；然而君子并不赏识，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名声就像太阳、月亮一样无人不知，和舜、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然而君子并不珍重，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所以说：君子对于行为，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对于学说，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对于名声，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只有行为、学说、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云：“既要有其物，又要得其时。”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君子容易结交，但难以勾搭；容易恐惧，但难以胁迫；害怕祸患，但不逃避为正义而牺牲；希望得利，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与人结交很亲密，但不勾结；言谈雄辩，但不玩弄辞藻。胸怀是多么宽广啊！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
君子有才能也是美好的，没有才能也是美好的；小人有才能也是丑恶的，没有才能也是丑恶的。君子有才能，就宽宏大量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没有才能，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小人有才能，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没有才能，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所以说：君子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光荣；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小人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会把向他学习看作为卑鄙；没有才能，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君子宽宏大量，但不懈怠马虎；方正守节，但不尖刻伤人；能言善辩，但不去争吵；洞察一切，但不过于激切；卓尔不群，但不盛气凌人；坚定刚强，但不粗鲁凶暴；宽柔和顺，但不随波逐流；恭敬谨慎，但待人宽容。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道德为根本。”说的就是这种人了。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赞扬别人的优点，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公正地议论、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说自己十分美好，可以和舜、禹相比拟，和天地相并列，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刚强坚毅，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诗》云：“该在左就在左，君子在左无不可；该在右就在右，君子在右也常有。”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
君子，是小人的反面。如果君子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如果聪明，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如果愚钝，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如果被起用，就会恭敬而不放纵；如果不见用，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如果高兴了，就会平和地去治理；如果忧愁了，就会冷静地去处理；如果显贵，就会文雅而明智；如果困窘，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小人就不是这样，如果心往大的方面用，就会傲慢而粗暴；如果心往小的方面用，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如果聪明，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如果愚钝，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如果被起用，就会高兴而傲慢；如果不见用，就会怨恨而险恶；如果高兴了，就会轻浮而急躁；如果忧愁了，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如果显贵，就会骄横而不公正；如果困窘，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古书上说：“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君子整治有秩序的国家，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符合礼义叫做有秩序，违背礼义叫做混乱。所以君子整治符合礼义的国家，而不整治违背礼义的国家。这样的话，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去整治吗？回答说：国家混乱而去整治它，并不是说在那混乱的基础上去整治它，而是要除去混乱，再给它加上有秩序。就像人的外表或思想肮脏了而去整治他一样，并不是说在那肮脏的基础上去整治他，而是要除去肮脏而换上美好的外表或思想。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除去肮脏并不等于整治肮脏。整治作为一个概念，就等于说，君子只搞有秩序的而不搞混乱的、只搞美好的而不搞肮脏的。
君子整洁自己的身心，因而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聚拢来了；完善自己的学说，因而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来响应了。所以马鸣叫就有马来应和它，牛鸣叫就有牛来应和它，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这是人之常情啊。有谁能让自己的洁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德，只要奉行道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德，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明，显得神明，就能感化别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变得理智，理智了，就能明察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这叫做天德。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变换的时期：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慎独；不能慎独，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即使发自内心，表现在脸色上，发表在言论中，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即使顺从他，也一定迟疑不决。天地要算大的了，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圣人要算明智的了，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不真诚就会疏远；君主要算尊贵的了，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真诚，是君子的操守，政治的根本。只要立足于真诚，同类就会聚拢来了；保持真诚，会获得同类；丢掉真诚，会失去同类。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感化他们容易了，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人们的真诚养成了，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永远地使人们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那么他们就完全被感化了。
君子地位尊贵了，而内心仍很恭敬；心只有方寸之地，但心怀的理想却很远大；能听到、能看到的很近，而听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这是为什么呢？是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能这样。因为那千千万万个人的心情，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天地开辟时的情况，和今天是一样的；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推究礼义的纲领，分清是非的界限，总揽天下的要领，用来治理海内的民众，就像役使一个人一样。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就像五寸长的曲尺，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才使他这样的啊。
有通达事理的人，有公正无私的人，有耿直爽快的人，有拘谨老实的人，还有小人。上能尊敬君主，下能爱抚民众，事情来了能应付，事件发生了能处理，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本身的长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将它瞒过君主；本身的短处，君主即使不知道，也不靠它骗取奖赏；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说话经常不老实，行为经常不忠贞，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
公正会产生聪明，偏私会产生愚昧；端正谨慎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会产生闭塞；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这六种相生，君子要谨慎对待，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
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两方面权衡一下，仔细考虑一下，然后决定是追求还是厌恶、是摄取还是舍弃。像这样就往往不会失误了。大凡人们的祸患，往往是片面性害了他们：看见那可以追求的东西，就不考虑考虑它可厌的一面；看到那可以得利的东西，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干了就必然受辱，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
别人所厌恶的，我也厌恶它。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对那贫贱的人一味屈就，这并不是仁人的感情，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用心再险恶没有了。所以说：“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田仲、史鰌还不如个贼。
